翻开中华文明史的长卷的首篇，赫然在目的便是大禹治水的壮举。大禹作为华夏民族的伟大祖先，他一生最大的功业，一是治水，一是立国。治水，奠定了立国的根基；立国，巩固和发展了治水成果，使当时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可见，大禹不但是伟大的治水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祖。历史的尘埃湮没了远古人类迈向文明的足迹，浩繁的典籍中也只留下一些难以真切辨认的史影。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禹迹何在？我不自量力，欲穿过历史留下的层层云雾，在奔走中追寻探访大禹治水的脚印。
洪水汤汤，大禹出世
距今4000年前的尧舜时代，华夏大地到处弥漫着滔天的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滔天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田地和房屋全部被洪水吞没。大水经年不退，农耕生产无法进行，人们只好无奈地回到了穴居野处、采集渔猎的年代。
近代气象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距今1万年左右，地球仍处于“大理冰期”。在那个寒冷主宰的年代，高原冰雪覆盖，低处海平面下降。距今8000~3000年之间，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转暖，气温急剧上升，冰雪消融，河水泛滥，世界各地曾普遍发生洪水灾害。中国在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大大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加之海侵的影响，便有了尧舜时期“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的记载。
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远古时期，先民们择丘陵而处，躲避江河洪水泛滥，以逃避作为防洪的手段。进入农耕社会后，由于适宜耕作的地区多处在河谷低地，洪水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与洪水作斗争，平治水患，遂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功课。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就不能产生中国特色的农业——治水文化特征。如果除开石器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载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它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中华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
洪水横流所带来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但是丰沛的水源和活跃的生态同时也是农业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尽管这种生态环境本身还不是文明，本身并不构成一种人文创造，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阻碍，但是它给人们提供一个活跃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挑战的对手。洪水横流的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急待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蓬勃生命力。
面对“浩浩滔天”的洪水，西方的神话传说是：上帝看到人类罪孽深重，便涌起滔天洪水毁灭了人类。惟有诺亚奉上帝之命建造了一艘“诺亚方舟”，载着一家老小及各类留存物种逃脱了灭顶之灾。“方舟”最后在阿拉特山搁浅，诺亚放出鸽子探视水情。鸽子噙来一片鲜橄榄叶，传递出洪水退尽、大地回春的消息。于是诺亚走出方舟，成为人类的新始祖。
但是在东方，面对“汤汤洪水”，华夏民族的祖先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而是凝结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与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为了平治水患，尧召集各部落联盟会议，研究治水问题。当时，部落联盟会议主要由 “四岳”即四方诸侯之长组成。“四岳”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部族首领鲧主持治水工作。于是，尧命鲧总揽治水之事。
鲧采用“水来土挡”的办法，即用泥土石块在氏族聚落筑起一道道堤埂式的土围子，以阻障洪水。这种用来挡水的“土围子”就是后来“城”的源头。但是，由于洪水太大，所筑的土围子频繁地被大水冲垮。鲧在九年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没能消除水患——“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的助手舜巡视治水情况，发现鲧治水无方，便把鲧流放到羽山，后来又将他杀死。
心力交瘁的唐尧带着治水未竟的遗憾走了。唐尧死后，虞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经过部落联盟会议的推举，舜命鲧的儿子禹继续主持治水，同时派商族的首领契、周族的首领后稷、东夷族的首领伯益等助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伯鲧之子，夏后氏部族的首领。相传禹于公元前2297年农历六月初六诞生在今四川省北川县（古称石泉县）石纽山麓的禹穴（一说为汶川县石纽山刳儿坪）。我曾到川北县大禹故里拜访，见到那里到处散落着“禹文化”的遗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禹生石纽的刳儿坪，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四川通志》）。沿刳儿坪溪流而下，见一巨石，其状如盆，相传为禹母诞禹后洗儿处。
因治水有大功于人民，后人称禹为大禹，意即伟大的禹；一个“大”字，彰显出后人对禹的尊敬和崇拜。
以水为师，疏导为上
当禹受命代父治水时，面对“洪水滔天”的险恶形势，面对父亲鲧为治水而殒命的悲壮，面对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年轻的禹或许有过犹豫和彷徨。不过，最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千斤重担挑在了肩上。
禹是个智识深沉的人，他治水，肯定没有光凭一腔勇气挽起裤腿和袖口就去蛮干，而是先调研筹划怎么干。他治于的第一要务，当是确定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
“禹之决渎也，因以水为师。”以水为师，就是按照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河导川。禹吸取了父亲鲧“障”洪水导致失败的教训，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确定了“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治水策略。
治水原则确定下来了，他做的第二件事应该是实地查勘，以掌握河道流经地域的地形地貌等情况。
相传禹在查勘水情时，“左规矩，右准绳”，“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所谓“规矩”、“准绳”，类似于今天的垂线、角尺、圆规之类的测量工具；所谓“行山表木”（亦作“随山刊木”），是指采用堆石或在树木刻记的方式作为测量的记号。后人藉此推断，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渐创造了古测量学，并促进了数学的发明——“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沟股之所生也。”（《算经十书》）。
关于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之事，史书语焉不详，历史的真实也难以再现。不过，有一则 有关大禹治水艰险无比的传说也许能透露出一些答案。
传说是这样的。当年，大禹带领他的助手一起跋山涉水，从黄河的上游一直走到下游，将水情河势查勘了一遍，并在重要的地方堆石或砍树作为标记。这次考察充满了艰辛艰险。当他们来到黄河下游一带时，忽然洪水咆哮而来，大禹的徒众来不及躲避，一些人被卷入洪流之中。徒众们受到惊骇，后人便把这条河叫徒骇河。此河流经今山东聊城、德州、滨州境内。
在勘查测量、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大禹带领群众“疏川导滞”，即根据山川形地势，开凿河川，疏通河道……
凿龙门，播九河
据后人研究，大禹治水的活动的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疏川导滞的路线大抵如《禹贡》所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大禹治水疏川导滞的关键工程是“凿龙门，辟伊阙”，即将挡住洪水去路的龙门山、伊阙山凿开，让洪水顺流而下。
龙门位于今陕西韩城市与山西河津县交界的黄河峡谷之中，是黄河奔出晋陕峡谷的出山口，两岸峭壁林立，形如门阙，故称龙门，又因龙门为大禹所凿，故又称禹门。伊阙在河南洛阳的西南二十里处的龙门石窟前。此地两山夹峙如门，伊水从中穿过，称为伊阙（唐代以后称龙门）。
实事求是而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大禹“凿龙门，辟伊阙”的可能性极小。后世为了颂扬大禹治水的功绩，将大禹治水赋予了一种改造自然的创造力，把鬼斧神工造就的龙门、孟门和伊阙等，统统附会在大禹身上，把他老人家神圣化了。不过，我们却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凡是为人民造福的圣贤，后人都愿意把他做得好事渲染、夸大，甚至神话，借以表达强烈的感恩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英雄大禹，可以说是人和神的完美“化身”。
对于大禹“凿龙门，辟伊阙”的传说，我不揣冒昧，大胆猜测，认为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强烈的暴雨导致龙门（伊阙）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阻塞了洪水的去路，大禹率领民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挡路的泥石搬走，从而打通了阻碍洪水行进的道路。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大禹采取了火烧水浇人工凿的方式，率众将狭窄的天然口门——龙门、伊阙浚深拓宽，使大山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得以滚滚而下。
那天，我终于将实实在在的龙门揽入眼底。斗转星移，岁月沧桑，龙门可是大禹时的龙门？
龙门作为大禹治水的遗迹和陕晋交通的咽喉要冲，为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现有公路、铁路桥横跨其间。这里形势险要，惊涛骇浪，气势磅礴，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赞誉。唐代大诗李白曾光临此地，留下了“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过龙门”的壮丽诗篇。我才疏学浅，只能留下感慨和用照相机定格龙门雄浑的一瞬间，还有对大禹的崇敬和缅怀。
“禹播九河”，是说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黄河尾闾，“分播为九”，通过多条道路入海。近海河道因有潮汐迎送，涨潮时海水逆流而上，故称“逆河”、“横河”等称称谓。这九条河均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北、山东之间的平原上，分别是太史、复釜、胡苏、徒骇、钩盘、鬲津、马颊、简、洁等九条河。当然，也有学者说，“九”代表多，并非指九条河。
为寻找“禹播九河”旧迹，我曾在今山东禹城一带盘桓。当地人讲，大禹治水时在此建“禹息城”。我问故城何在，他们说黄河流徙，战乱破坏，风雨剥蚀，现旧址不存，但《寰宇记》、《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怕我不信，一老者搬出县志给我看，果然言之凿凿。老者还颇为自豪地说，大禹疏导九河时，曾在我们这里筑“禹息城”作为大本营和“导河入海”的施政指挥中心。县志办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禹城”地名也来源于大禹治水。周代这里属“祝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设郡置县，这里属祝柯县；唐天宝年间，为纪念大禹功德，取禹息故城之意，改祝阿县为禹城县，沿袭至公元1993年，撤县建市，更名禹城市。
之后，他们又带我来到位于徒骇河畔的一座土山（今禹城市西北3公里处，十里望村）上探访。据当地旧志记载，“禹播九河”时，大禹率众来到今禹城境内，在具氏部落筑土丘以观水势，定徒骇、马颊、鬲津等九河流向，留下一块高十仞、广倍之的土台，后人把此土丘定名为“具丘山”。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专家在此发现了“灰土层”、“单孔石铲”及“陶蛋丸”、“陶纺轮”、“卜甲”等器物，考证属“龙山文化遗存”，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仿。唐代于“具丘”上建禹迹亭，明代扩建为禹王阁，清代重建禹迹亭，更名禹王亭。今人又建“禹王亭博物馆”，馆中耸立禹王殿、禹王亭、大禹像等建筑，以追念大禹，激励后昆。
站在高耸的“具丘”上，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我想到老者说过的这一带曾是大禹治水施政指挥中心的话，忽然灵光一现，脱口说道：“看来，‘具丘’很可能是大禹疏导九河时的‘前敌指挥所’。”没想到此言一出，竟得到了周围人的“啧啧”赞同。
现在，山东德州、滨州以及河北沧州一带还有钩盘、鬲津、徒骇、马颊等古河的旧迹，其中，漳卫新河的前身即鬲津河，穿德州市区而过的岔河的前身即钩盘河；而现在的徒骇、马颊的河名虽然沿袭旧称，但已不是禹时的故道，不过是“新酒装旧瓶”——借用而已。
涂山之会
位于安徽怀远县东南、淮河东岸的涂山，通高不过300多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座山之所以远近闻名，是因为大禹在这里在有过两次极为重要的“涂山之会”。山上有“禹庙”、“禹墟”、“禹会村”等古迹。
第一次“涂山之会”是大禹治水来到涂山，邂逅美丽多情的姑娘女娇，并在此喜金玉良缘。“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华阳国志•巴志》引《洛书》）
传说大禹为了治水，奔波劳碌，无暇成家，直到30岁，才“娶于涂山”。结婚仅4天，便又踏上了治水的征程。在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顾不上和照料和爱抚他的妻子和儿子。有一次，大禹路过家门口时，听到了儿子正在哇哇地啼哭。此时，他是多想停下脚步，探望一下妻儿，但救民于水患的强烈责任又让他狠下心肠移步而去。我相信，大禹移步离开的那一刻，眼里一定饱含着泪水。如今，神州大地上连黄口小儿都知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过的故事。
涂山氏长年累月在家里照看儿子启，几年也见不到大禹一面。她想念大禹，在漫长的相思中，写下了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爱情诗，诗曰：“候人兮！”在涂山之上，有巨石危立，俨然一妪人，乡人谓“启母石”，又称“望夫石”，相传是涂山氏天天到山上去守望，总见不到大禹回家，久久伫立在那里凝固而成的。
另据《淮南子》等典籍记载，美丽的涂山氏还是襄助大禹治水的贤内助。相传大禹治水来到嵩山后，见位于太室山与少室山之间的轘辕山挡住了洪书的去路，便决心凿开轘辕山以疏泄洪水。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为支持丈夫治水，也来到嵩山，每天给大禹洗衣做饭。一天，大禹在上工之前对涂山氏说：“你听见我的击鼓声，就来送饭。”说完，就奔向了治水工地。涂山氏准备好饭食，单等鼓声传来。大禹为了尽快凿开轘辕山，变成了一只大熊，奋力开山凿石，连饭都忘记吃了。一不小心，把一块石头踢落崖下，恰好打在鼓上。涂山氏听到鼓声，急忙把做好的饭食送到轘辕山上。正好看见大禹化为一头巨熊在拼命干活。她心中一惊，羞惭地尖叫一声，转头就往山下跑去。禹见惊吓了妻子，赶忙变回原形，并朝着妻子跑得方向追去。跑了一阵，涂山氏跑不动了，化成了一块巨石。大禹见此情景，大呼道：“还我孩子！”只听一声巨响，石之北面破裂而生启。启后来成为夏朝第一任国王。汉代，为了表彰启的母亲支持大禹治水的功绩，便在嵩山七十二峰之一的万岁峰下，建启母庙立启母阙。
不过，对上述凄婉动人的传说，历史学家却不以为然，他们认定，“禹娶涂山”并非这么浪漫和简单，而是“政治婚姻”。涂山氏是东夷族的一个重要部落，在中原各族中人多势众。其首领皋陶，曾在舜帝手下作大理，并协助大禹治水。大禹为了得到皋陶和涂山氏部族的强力支持，便娶涂山部落的阿娇为妻，从而使涂山氏成为夏后氏最倚重的力量。历史学家是理性和冷峻的，一句“政治婚姻”，便轻而易举地扯掉了“禹娶涂山”温情浪漫的面纱，让人的后背直冒凉气。我不喜欢历史学家的如是判断，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得有道理。
禹治水十三年，劈山开地，决通九河三江，使百川通畅注入大海，终于制服了洪水。于是，被水围困的人民“降丘宅土”，纷纷从丘陵高地搬回肥沃的平原。接着，大禹又带领人民“尽力于沟洫”，开凿沟渠，引水灌溉，使水乡成沃土，泽国变良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大禹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虞舜年老以后，便禅位于禹，大禹遂成为英雄时代最后一位部落联盟的最高酋长。
第二次“涂山之会”是大禹成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后，在他娶妻的地方涂山——大会华夏、东夷、三苗等部落的诸侯，这就是所谓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年，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拜见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有个叫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姗姗来迟，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便将其斩杀。
“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这短短的九个字，蕴含着多少意味深长的历史密码？为了找到谜底，我曾遍查史书，并求教于时贤，最后才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地认识。
原来，中国远古社会由酋长禅让制组成的部落联盟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各部落酋长之间以平等的身份，在部落联盟“酋长全体会议”上民主协商议事，是一种“群后相让，百兽翔舞”的和谐局面。而大禹组成的部落联盟已不再是个民主的组织，而是一个“递等部落联盟”，各部落酋长成了联盟共主的属下，必须听从共主的命令与指挥。各部落的酋长在朝见大禹时，要向大禹贡奉“玉帛”之类的财物，不服从领导的酋长则会遭到严厉的惩处。
防风氏之死，标志着一种凌驾与超越氏族制度的强权体制已经产生，大禹与其他氏族首领的关系已不再是平等协商的关系，而是臣属的关系了。正是涂山之会，确立了大禹天下共主的地位。
禹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就在有崇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造了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作为都城，后又迁都阳翟（河南禹县）。
在大禹的巨手推动下，历史的发展步入了这样的轨迹：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氏族制度推进到最发达的阶段，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为他的儿子启开创奴隶制国家打开了通道，并为君主制代替民主制、权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禹的得力助手皋陶，为东夷部族的首领，舜帝时就被任命为大理，掌管部落联盟的司法大权。禹受禅为帝后，皋陶成为仅次于禹的第二号人物。按照禅让制，皋陶是禹的法定继承人。但皋陶先禹而逝。皋陶去世后，劳苦功高的伯益又被推举为禹的接班人。但是，禹死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权位。这样一来，氏族公社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诞生了。
禹步
“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九州是大禹不辞劳苦，用脚底板“量”出来的。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无处不留下大禹的足迹。“禹迹”就是用“禹步”走出来的。
《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时，“劳身焦思”，“薄衣食”，“卑宫室”，“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这分明就是一幅艰苦卓绝的劳作图。
《尸子》亦云：“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可见，大禹治水不但与艰难困苦为伴，也与疾病折磨如影相随。
为了平治水患，大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栉风沐雨，废寝忘食，“三过家门而不入”，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由于长年的“劳身焦思”，他积劳成疾——手上的指甲脱落了，腿上的毫毛磨光了，面容黑瘦，嘴尖脖细，呼吸也上气不接下气。因经常与水打交道，“生偏枯之疾”，即染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麻痹，迈不开步子，走起路来，“步不相过”，只能前腿拖着后腿往前挪。这就是“原生态”的“禹步”，是大禹为民造福奋不顾身乃至不惜牺牲自己健康的真实写照。
但是，后人因崇拜大禹的事功和精神，竟连同对大禹本人来说很感痛苦和无奈的这种步态，也崇拜起来，不但模之仿之，还把它演化为一种祭祀舞蹈中的步法——“禹步”。
禹步最早为巫祝所采用。道教承袭此术，作为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西晋葛洪《抱朴子》说：“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所谓“三步九迹”，就是按北斗七星的图形，两脚迈丁字步，“踏罡步斗”，左旋右转，三步一扭。这种步法有点像“慢三”的舞步，或孩童游戏时的“跳间”。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教道崇拜日月星辰，尤重北斗七星，认为以此步态祷神，可遣神如灵，获七星之神气，驱邪迎真。道士行气或入山林，亦多“禹步而行”，以聚气、驱邪。
会稽山•大禹陵
削平水土穷沧海，畚锸东南尽会稽。
山拥翠屏朝玉帛，穴通金阙架云霓。
秘文镂石藏青壁，宝检封云消紫泥。
清庙万年长血食，始知明德与天齐。
“北有黄帝陵，南有大禹陵。”我曾几次来到浙江绍兴东南郊的会稽山，不是为了欣赏山上秀丽的风景，而是来拜谒大禹陵——这座由大禹功德和大禹精神凝成的历史丰碑。
关于会稽山的来历，同样与大禹有着不解之缘。相传禹在晚年的时候，曾召集各部落首领到茅山“会计”（开会讨论之意），“爵有德，封有功”。各部落的诸侯都如期到达，并向禹呈献了各自的贡品。“会稽者，会计也”，据此，后人便将茅山改会稽山。
“禹葬会稽，不烦人徙。”大禹死后，相传就葬于会稽山。大禹陵坐落于绍兴城东南6公里处的会稽山上，是一处集陵、祠、庙于一体的古建筑群，陵左为祠，陵右为庙，高低错落，各抱地势，蔚为壮观。
大禹陵坐东朝西，面临禹池，前有山丘分列左右，会稽主峰环绕其后。陵的左前侧有石碑两道，分别书为“禹穴”和“禹穴辨”，详细记载禹穴来历。陵的北侧为禹庙，自南而北依次是照壁、岣嵝碑亭、午门、拜厅、大殿等，气势恢宏。大殿内端座一尊高5.58米的大禹塑像，头戴冕旒，手执玉圭，身披朱雀双龙华衮，神态端庄，令人望而起敬。陵的南侧为禹祠，分为前后两进，一进右面为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砖刻图；左面为砖刻大禹纪功图。二进中央立禹像，高约2米。这尊塑像与大殿不同——头戴笠帽，脚著草履，手执石铲，目光烔烔，充满开天辟地、重整河山的英雄气概，却又是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无疑，这尊大禹塑像与我心中的大禹形象最为契合。
以大禹的地望在中原嵩山、建都于晋南一带而论，禹死葬于绍兴会稽的可能性较小。更何况距今4000年前，宁绍平原还是一片浅海或沼泽，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的地理条件，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脚步还不会踏上此地。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没有在绍兴一带找到夏文化的蛛丝蚂迹。故有学者认为，按照史书关于“禹封泰山，禅会稽”的记载，早期的会稽应在今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当为大禹某支后裔南徙而来。当时，大禹后裔抵达今绍兴一带后，逐渐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在一起，后来占居统治地位，因怀念先祖，故将绍兴的茅山改为会稽，并作禹穴于其上。也有学者指出，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扩大影响，有意编造出，并加之散布，属托古之辞。
不过，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相信，他们心目中的伟大治水英雄和“立国之祖”就长眠在这里。而且在华夏民族的意识中，禹早已升格为神，成为万民景仰和顶礼膜拜的对象。
大禹死后葬会稽，即开始有了守禹陵、奉禹祀的活动，数千年来，承传不绝。奉祭者有皇帝、皇帝使臣、地方官员、社团民众、大禹后裔宗族（主要是姒、夏、禹三姓）等。禹子启继位后，每年春秋派人祭禹，并在山上建了宗庙。禹的五世孙少康继位后，派庶子无余到这里守禹冢，并聚族定居于此。现在大禹陵景区所在地的禹陵村民中多为姒姓，为大禹的后代，至今已传146世。进入禹陵村，但见古戏台、禹祀馆、宫河埠头、禹裔馆、禹会茶馆等纷纷进入我们的眼帘，可谓：无处不打着禹文化的印记，处无不都洋溢着禹文化气息。
祭禹之典，发端于夏王启，后逐渐形成定例。就连藐视一切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也于公元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宋代开始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明清两代祭禹制度和仪式最为完备，典礼也最为隆重，康熙、乾隆都曾亲临会稽祭禹。1995年谷雨时节，浙江省和绍兴市政府联合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禹典礼，怀大禹之德，颂大禹之功，倾追思之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府对大禹陵的第一祭。2006年，祭祀大禹陵典礼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四，谷雨），我有幸和4000名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聚集在绍兴会稽山大禹陵广场，参加了庄严隆重的公祭大禹陵典礼。由于这次公祭活动由国家文化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遂使这场典礼升格为“国祭”。公祭采用的是中国古代最高礼祭形式——“禘礼”。典礼从上午9时50分开始，寓意大禹为“九五之尊”；程序共有12道，包括宣布典礼开始、献贡品、鸣铳、击鼓、撞钟、奏乐、献酒、敬酒、恭读祭文、行礼、乐舞告祭、礼成等。其中，鸣铳9响——赞美大禹平洪水、定九州的不朽功绩，击鼓34响——表达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先贤的缅怀，撞钟13响——传达13亿中华儿女对先祖绵绵的追思。整个典礼过程只有45分钟，简朴而庄重，热烈而壮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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