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湖曲笺证》发表（一九四九）后，历年读书，又常遇到有关吴昌时的记事，随手摘录为一卷。几次想补充改写《笺证》，都没有能完稿，后来竟连摘录的材料也失去了。现在根据模糊的记忆，检阅手头的存书，少加梳理，联缀成文，算是一则“补记”。
（一） 吴昌时与祁彪佳
在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那场政治斗争中，和吴昌时处于对立地位的重要任务中有祁彪佳。王思撰《祁忠敏公年谱》在崇祯十六年癸末条下记之：
“吏部吴昌时，依附正人，窃声气。时方营入选司。适帝命台省敭历藩臬后始入卿寺，昌时即借以詟詟台省。旧例，外转者二，昌时顿增至八。先生（彪佳）曰：“上意在练材，非外之也。余首篆，请身先之，可破重内轻外积见。然行之宜浙不宜骤，恐骇观听。伤国体。”昌时阳唯唯应之。故事，台升转，必由掌道牒送。昌时竟疏推六员。先生曰：“本朝掌故，自此隋隳矣。”遇昌时于朝，面叱其招权骩法。昌时又阳谢之。先生遂连疏言昌时奸邪状。举朝素慑昌时，见先生廷叱。皆咋舌走。时先生方以疏留掌院刘公，为帝所忌。及闻累疏参駮，愈危之。然帝之疑昌时，亦自此始。“
在祁彪佳的日记《癸未日历》里记载这次斗争的始末更是详尽。三月十六日条记：
“时铨司过所衙门例转，欲立岸崖。予乃邀蔡培自、甘慰萱请吴来之力言于端门之下……值吴来之至，以会推南大司农少司马、新设江督、沅抚、楚抚、秦抚五缺来商，予又与力争。衙门之外转，请以身当之。其言甚厉。”
开始的时候，关于外转的事，昌时还是和彪佳商量的。因为说不通，就独断独行起来，连招呼也不打了。六天之后：
“毛禹老于绝早邀晤。乃知先一晚于首揆处以推转台员，与吴昌时力争，甚觉愤愤。且以为来之不关白吾衙门，行且具名推矣。”（《癸未日历》三月廿二日）
又两天后：
“最后吴来之至。予因早从毛禹翁座上见太宰书，允科道陆续推升。以为来之调停，方语谢之。而不知其反复变幻，绝不闻之。予衙门竟已推至六员也……晚饭后至冯邺仙寓，则同乡先后共集矣……适来之至，余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权之状，渠唯唯谢罪耳。”（三月廿四日）
两天以后，彪佳就草就乐疏草：
“归又作一疏，言升转咨送之因，与吴来之反复把持状。”（三月廿六日）
《还朝疏草》（壬午·癸未）一则，祁彪佳撰。远山堂绿格写本，彪佳手定。其第十四至十六三疏都是参吴昌时的。第十四疏：
“掌河南道事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俸一级臣祁彪佳谨题，为优升圣谕当遵，院臣职守宜辩，据事直陈，仰乞裁鉴事：
窃照迩者时艰日甚，干济需人。我皇上特涣明纶，令科道官酌量才品，升授监司。仰见圣明甄植臣工，先资敭历，与以展布之地，不阻优崇之阶。澄叙流品，即所以长养人才。睿虑至深且远。臣奉谕之后，欣跃袛遵，两具堂具请外补。盖欲尽破内外之见，共失效力于疆圉耳。顷闻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扬言于外，谓衙门御史，顿有外转六员。内惟二员经堂官毛士龙与臣商酌谘送，其他四员则绝不知也。部院职掌相关，凡有处分大案，皆得会同看议。未有升本衙门之御史，不关会于本衙门之堂官者。自此执掌废矣。夫衙门之职掌，乃朝廷之纪纲。职掌废则纪纲亦紊。使守法者有旷官之辱，必致旁挠者弄排陷之权。臣等虽欲不争执之不可。且国家设立六部，各有司存。而又设立言官，得以纠参六部。乃关系之重大，獘窦之滋多，莫铨司若也。今言官之升除，使台长不得操权衡，掌道不得商可否，惟听司铨者一手握定，百端把持。嗣后言将胁息俯仰，嗫趋附，惟铨司之命是听。铨司即奸獘杂出，尚谁敢言之！此他日乱政之阶也。盖昌时之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以偷寒送暖之情怀，作造械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束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欣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惟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怙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冢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甚为铨席惜之。敢因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若臣才智庸闇，职业不修，以致激扬之署，数百年相沿法体，自臣掌道而顿隳，另当具疏认罪，恭听俯赐斥。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这是一通很重要的奏疏。它将揭开这场斗争序幕的背景与矛盾的焦点全部揭露了。当时复社捧周延儒出山的种种手法与内幕，当然在奏疏中不便点穿。御史虽然可以风闻入奏，但小道流言是不能写进奏疏的。祁彪佳处处抬出皇帝的招牌，而且注意不去碰伤首辅（周延儒），他运用合法的武器进行斗争。但他指出吴昌时的全部企图，都是为了恐吓、打击言官，这一条却真的击中了皇帝的要害。崇祯是个察察为明、猜疑成性的皇帝，他最怕的是受骗。打击言官就是企图闭塞他的耳目聪明，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果然，奏疏递上去以后四天，就在“四月初一日奉圣旨，‘已有旨了。本内招摇恐吓，果否确情，着吴昌时自行回奏。该部知道’”。
其实吴昌时这样做，当然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这是全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必然是和周延儒一起商定的。周延儒被捧上台，原有事先协议的条件，那就是在政府中搞清洗，换上复社中的夹袋人物。要进行这样的大换班，必将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大矛盾、冲突。而御史衙门的叽叽喳喳，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阻力。吴昌时之所以干冒破坏祖宗成法的危险取得文选司郎中，就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言官，为大换班辅平道路。所以才恩威并用，使出种种手段来。还可以看出的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监察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制约与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是不同政治派系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矛盾有时缓和有时激化，全依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也要看皇帝的权威与作用在政治上的比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祁彪佳在这以后为同一问题还上过两道奏疏。三月廿八日的第二疏是前一疏的补充，列举了吴昌时挟持挑构的实证，还向皇帝揭发了吴昌时的言论。“其对臣言，‘我初入铨部，若不作此篇文字，此后便行不将去。’是明明欲立威于言官，以逞其险心辣手。”祁彪佳还要求，“臣可与之誓心沥血，共质于圣明之前”。这第二疏（三月二十八日）也在四月初二日批了下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第三疏是与第二疏在同一天送上去的。这是一件公疏，“为铨司紊制弄权，臣等旷官废职，合辞引罪，恭请圣明处分，以重台纲事”。他和毛士龙等一起请求罢斥，以掼纱帽要胁。崇祯也有点生气了，说：“宪臣具疏，奉旨已明。祁彪佳等不必合词陈奏，该院知道。”至此，崇祯已经下了决心，要对物吴昌时（还有站在他背后的周延儒）开到了。
在祁彪佳日记《癸未日历》里还有几条有关的记事：
“知吴来之已奉部院看议之旨矣。”（六月二十九日）
“邀王掌道会议，勘吴来之事。”（七月初五日）
初七、初九两天又记“商撰吴来之勘议稿”。到了七月廿四日，“上御中左门，讯吴昌时案，别有纪”。可惜这篇纪不可见，这一幕是真正的戏剧冲突高潮，也是崇祯的个性与心情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大暴露。在野史中有些记载，但只寥寥数语，得之传闻，比起祁彪佳的现场观察差得远了。
祁彪佳在同年八月十六日出京，九月二十三日抵清江浦，正好碰上“周挹斋（延儒）被逮抵此”。却不便通一刺。祁彪佳到嘉兴十月初十日，“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这就是不久前被自己打倒，接着又被处死了的政敌的故宅，它就在烟雨楼的左近。短短的五个字所表现得心事真能抵得上一篇《鸳湖曲》，虽然两位作者持有的是截然相对的立场。
祁彪佳在嘉兴停了几天，走访了为吴昌时起造花园的张南垣，不遇。又找到他的家里。终于把张南垣的儿子请到绍兴，替自己布置了“寓山园”。在造园这一点上，祁彪佳与吴昌时是没有分歧的。
（二）吴昌时与钱谦益
《恸余杂记》一卷，题“天壤孤臣史惇”作。中有“钱谦益”一条，论晚明党局政争，有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薛国观之死的来龙去脉是：“韩城（薛国观）故凶手，又黩货。既不能如鸟程（温体仁）之矫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吴来之(昌时)挥金十万，打透内中线索，欲为牧斋翻局，而卒不能。乃说司礼曹化淳，以构杀韩城勾帐。”
这是不见于其他野史的记载。说明东林（其实也就包括了当时的复社）最初的计划是想请钱谦益出山，只是办不成，才用杀薛国观“勾帐”。三百多年前的这笔政治交易，简直就和近代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一般无二，读了是使人吃惊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条例证，我看也不妨这样看。过去好像只有手工业、工商业中的事例才能被引用，我想事不免有些狭窄与简单化了。史惇又说：
“牧斋既百计不能，涿州（冯铨）又断断不可，求其两可而软美者，宜兴（周延儒）乎。东林以宜兴为决不敢拗，南京亦以宜兴为决不敢背。故宜兴再召，天下之人谓是“两边抬出”云。”
这一节野史分析得极好的。周延儒不过是矛盾调和的产物，是一名傀儡。他的命运是紧紧捏在复社手里的。扮演者有如敌伪政权中日本皇军顾问那样角色的人物就是吴昌时。
这样，钱牧斋的双重身份，政治活动经费的主要投资者、内定了但未得实现的未来“首揆”，是进一步明确了。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明晚政局的这场大斗争很有帮助，同时也明白了钱谦益与吴昌时的关系。
钱牧斋《有学集》有《西湖杂感》诗二十首，作于顺治七年庚寅（一六五○）。其中就有为吴昌时而作的：
“林木池鱼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
不曾在政治上有过深深的结纳，像吴昌时这样的“黑人”，牧斋是不会为他写下这样一首悼诗的。虽然他不敢直书姓氏，只称之为“延陵君”。“东市朝衣”的用语，在梅村《鸳湖曲》里也是出现过的。在重按这一局已覆的残局时，钱、吴之间大抵也没有多少距离。
牧斋写得更为沉痛的是紧接着的一首《感叹勺园再作》：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惆怅夷门老宾客，亭舟应补是天涯。”
牧斋以夷门宾客自喻，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关系之深，也使人想起梅村“死生已负侯嬴诺”之句。这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典故，他们写的也都是政治诗。
有趣的是陈寅恪教授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此诗，还指出了其中含有另外的内容：
“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柳如是）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嘉兴）养疴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一○二九页）
陈寅恪先生衰年病目，抛十年精力写成《柳如是别传》八十万言，那净胜首先就是令人钦敬的。草草读过一遍，深感此书的特色与价值，除了种种题目应有之义外，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从或以视角、一定程度上勾出了明清之际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史的轮廓。当然这还是一幅粉本，是未完成的画稿。其中有待论定加工、经营敷彩的地方还很不少。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克服的。但到底给了我们一幅神采跃然的草图，使人们又可能大致窥见那个时代的画影。我常想，历史上有些突出的人物。著作，因其特有的代表性与广泛的联系性，如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结实的传记或研究著作，那将是无比的历史著作。其丰满、深刻与生动将非任何现有的史学著作类型所能达到的。人物不一定是帝王将相，著作也不必属于正经正史。柳如是不过是个妓女，但她就完全由资格成为这样的传记的主人。吴昌时，应该说也是有资格的。从陈先生的著作中，使我得知，陈子龙《平露堂集》中诗有“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边月近如何”（自注：“时吴来之使山右处归”）句，又证以柳如是约略同时诗“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陈先生于是说，陈子龙诗注“盖指与吴昌时共谈当日边事也”。至于柳诗，“岂谓吴来之昌时，由山西归松江后，便先访问卧子，因至河东君（柳）处耶？俟考”。又在论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之第二十五通时说：“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嘉兴）养疴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盖河东君至迟已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知吴氏。”这许多，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也从未想到过的。而这些又正是我们了解钱牧斋在吴昌时“见法”六年以后，路过嘉兴还一再写诗追念亡友的心情的重要依据。即使陈先生的有些讨论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是确说，还应该“俟考”，还是不能忽视其参考价值。
钱牧斋崇祯十三年十月曾游嘉兴，有一诗《题南湖勺园》。《别传》说：“寅恪案，光绪修嘉兴府志壹伍古迹门贰秀水县‘勺园’条云：‘一名竹亭。在滮湖滨。吴吏部昌时别业。’牧斋此诗结语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扶策上溪桥。’当更有所指，不仅谓烟雨楼也。）”这是昌时正在北京，筹了巨款为牧斋的再度出山积极活动不成，以薛国观赐死（在六月）“勾帐”，转而计划抬出周延儒之际，牧斋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
陈子龙刻行的巨制《皇明经世文编》，据陈寅恪先生的评论，“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这是说得不错的。它其实是一种理论建设和鼓舆论、造声势的重型武器。宋征璧在书钱“凡例”中提到素材搜集时就说：“张讱叟、吴来之、朱闻玄邮遗集于齐鲁燕赵。”可见昌时在北京不只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也不放松理论宣传资料的收集、输送。卓人曰《蟾台集》卷二，有一篇《吴来胡子行卷序》，是为昌时中式的八股文刻本而作的。略云：“居无何则友人吴来之者已裒然得志于旧京而来过我。叩其所自出，盖黄元公先生也……时来之复为余述，先生之门自维斗以下，凡为名士者累累。且曰，元公师非俗吏也，愿见子久矣，盍见之……”简单的几句话，就活画出吴昌时拉拢名士联结声气的手段。
计东《敬亭集》有《上太仓吴祭酒书》（卷十），对梅村的《复社纪略》不客气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计东的意见是说复社诸君子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不应负党祸、亡国的责任。非常不满于梅村在《纪略》中提到了周延儒一案：“似党人亡国罪状与复社相终始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这种闭起眼睛只图为党社洗刷的意见是徒劳而可笑的。但他也不能不提到吴昌时，“且首劾宜兴大罪者，即熊鱼山先生。鱼山即复社盟主也。宜兴（周）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被劾鱼山之后，不得已，以吴来之为鱼山门人，使求补牍中不胪列其大罪，以摇惑主听。于社事何与哉！于党祸何与哉！”正式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终于否认不了吴昌时这位“复社表率”、“周门四君子之冠”的地位与作用（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六《书复社姓名录后四》）。
吴昌时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争气的儿子。陈寅恪引据徐闇公、张苍水等五家著作指出“来之由子名祖锡，字佩远”。但未引全谢山的《吴职方传》（《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其实这是一篇详尽而又写得声请并茂的佳传。
“吴职方祖锡，字佩远，别号稽田。晚年亡命，更名且鉏。浙之嘉兴县人也。吏部文选郎昌时子，而为世父贵州按察使昌期后。职方既贵公子，妇翁则少詹事徐汧也。”谢山说他在崇祯末年久揽结剑客士豪，讲求出奇应变之学，又准备勤王之旅。就在这时，吴昌时被杀了。在说到昌时一案始末时，谢山只是说：“吏部故东林复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门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时昕夕出入首揆门。颇任喜怒。以持铨事，遂为祁公彪佳所纠。”这是论及吴昌时的难得看见的平恕之词，可以看出谢山对吴昌时的同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儿子也就因而原谅了做父亲的过恶。昌时被杀以后，“资产入官”。但南部都陷后，“时职方资产四万在嘉兴库中”，还并没有落到精穷的地步。但吴祖锡上了降将陈洪范的当，把四万两银子全交给他作为反清复明的军饷。结果只落得逃来逃去，先后到过云南与东南沿海，依旧”如醉如魔，总求一得当以自慰”。祖锡有一个儿子，瘐死在狱中。妻子和自己只能四处逃亡。但得到人们的掩护，没有被捕。他还动员过勋阳十三营出师救滇，无效。又曾想到缅甸，没有去成。最后死在山东。
从全谢山论吴氏父子事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在百年之后考虑这些历史旧事时，态度更冷静也更客观了，有可能站得更高点，看得更远些。从全局论定人物的功过，也多少能摆脱同时任不可避免的强烈的爱憎感情，达到更为平实的结论。这并不能说明全谢山缺乏家国之感，正相反，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得也非常大胆。只能说，他的思想、考虑历史问题的方法，更冷静也更成熟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