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从北京开始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生的。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要求和取消此前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陈述书，但遭到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其代表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的进程。中国在和会上的外交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定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随即举行了游行示威。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面对反动政府的镇压，学生们在斗争中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25000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
在反对当局的严酷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又一次激起学生们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讲演。
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高潮时达到十多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它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场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成为这场运动的骨干。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显示出了自身的力量。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此后不久，杨匏安、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这时，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北洋政府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内容后深受鼓舞。《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等一批进步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二百多篇。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千方百计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和中国的思想界，一些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三次激烈的论争。首先，胡适在1919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倡导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的主张。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批评了胡适所主张的改良主义，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次论争的实质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接着，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是否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在论争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撰文，对张东荪和梁启超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批驳，指出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了要改造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批驳。经过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的过程中，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摒弃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和到欧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自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了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尽管准备并不充分，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北京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从上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一大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这样，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