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探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即“南陈北李”，时间是1920年初。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在北京时，李大钊等与之就中国的建党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维经斯基等到上海后，陈独秀又与之就中国的建党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座谈。无疑，中国先进分子通过与早已经是俄共党员并对党务工作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接触和交流，对建党问题的认识又有很快的提高。
中国先进分子对建党问题认识的探讨，还有另外一条渠道，就是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在法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欧洲革命运动的考察，认识到改造中国必须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其中最早和最著名的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是在法国的蔡和森和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之间的通信。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他抱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经验和考察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远大志向，奔赴法国。到法国后，他自觉地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收集了百余种法文版的马列主义和关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利用法汉词典，“猛看猛译”。通过对各种主义的广览博阅和综合审谛，他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纪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表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聚集在蒙达尼召开大会，讨论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会上，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位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不赞成俄国式的革命，而主张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的革命。这实际是主张无政府主义。会议决定将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写信告诉在国内的毛泽东，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接到回信后，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两次回了信。
在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明确提出了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者，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蔡和森主张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建党工作，还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
关于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方式，蔡和森指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国家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
蔡和森在通信中还探讨了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党员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党员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应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当蔡和森写两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湖南开展准备组建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他接到蔡和森的信后，十分赞同信中的观点。关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在回信中对蔡和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关于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毛泽东在信中也表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是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强调“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蔡和森和毛泽东关于建党的通信，内容涉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很多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因此，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探讨建党问题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是党的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必须有党的纲领。它是一个政党的旗帜，规定着党的性质、任务、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等对此很重视。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等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他们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是“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从而消灭产生剥削的根源；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是“主张废除政权”，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是主张“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一句话，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部分阐明“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这个“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其第一步，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为此，“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以便“组织一些大的产业联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其第二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分析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共产主义的建设法”；“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个宣言表明，中国共产主义者所要建立的党，是一个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用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式建立起来、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因中文的原件已失，现在人们看到的这个宣言，是1921年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它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文件前面有一个按语：“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个宣言虽然没有向外发表，但它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接收党员的标准。
当然，因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还缺乏了解，他们还没有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实际恰当地结合起来，因而这个宣言有脱离实际情况的一面。后来，毛泽东在评价这个宣言时说：“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应当说，要求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立即制定出一个十分完善的适应中国情况的宣言，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状况。因为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些弱点，只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经过探索和总结，才能逐步得到克服的。
在“南陈”起草了党的宣言后，“北李”也在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文章分析了世界革命形势，总结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他在文章中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指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
李大钊以急迫的心情，希望中国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还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以“第三国际为之中枢”，“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的共产党。
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举行座谈讨论，进行通信联系和制定宣言等方式，对建党思想进行认真的探讨。在当时的众多刊物中，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在探讨建党思想和介绍列宁建党学说，发挥了尤为突出的作用。该刊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7月，共出版6期，每期50页左右。这个刊物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国、美国、英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列宁的生平和主要著作，还介绍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现状和动向，这对正在进行建党活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起到了借鉴作用。据初步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53篇，其中有关探索建党思想的占38篇；发表世界和国内消息短讯78篇，其中有关探索建党思想的占52篇。两项合计有长短文131篇，与建党思想有关的90篇，占三分之二。而在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建党问题的众多通信联系中，在诸多通信中，论述最精辟、且保存最完整的是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新民学会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先后编印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使许多重要的信件得以保存。三本通信集共收集件50封，其中有毛泽东往返信件38封，有蔡和森往返信件14封。属于毛泽东与蔡和森直接迎信的有9封，尤其是他们于1920年8月以后，他们由湖南至法国往返的4封信件，在探索建党思想方面更有独到之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建党思想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于党的性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建党思想，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井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陈独秀明确表示：“我以为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资产阶级上面全力造成的政党。”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初期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指挥部。只有在它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实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李大钊在1919年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时，就提出：立志于改革社会的革命者，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且公然声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在建党过程中，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关于党的纲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党的纲领的探讨。为了给起草党的纲领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和依据，上海共产党组织成员陈望道全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详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刊登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全文译载《美国共产党党纲》。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并且提出夺取政权以后，党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不过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应当说，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才创建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提出这样明确的党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非常难得的。
在党的组织原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建立严密的组织，才能形成阶级的有机结合体，才能有力量。蔡和森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加人的条件是“极严格”的，十月革命时“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分子），现在不过六十万”，但这个党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
应当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此时任上海共产党书记的李汉俊看了这份党章后，认为这是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很不满意。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提出党的组织要实行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显然，李汉俊的建党主张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按照这种主张建立起来的党也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的任务。
当时在整个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的看法，更是截然不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反动势力，把共产党看作“过激党”，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加以禁止，并派出密探四处侦察。
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标榜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却不顾中国已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的事实，认为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以社会主义救中国。他们极力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反对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成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的党，特别反对在党纲中写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为此，一些早期党组织内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纷纷退出的现象。
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和反对在建党问题上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为党的一大制定正式的党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各地建党工作的进行。这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起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