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之后，他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共之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脱党经过，1966年4月11日，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写道：
我约在（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待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脱党后，包惠僧在上海一度卖文为生。
1931年以后，他借助曾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关系，先后任国民党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国民政府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陈独秀去世前，他曾到四川江津陈家中看望。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包惠僧先是带着家眷跑到澳门。后来又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9月上旬给时在北平的周恩来发了电报。很快就有了回应。
回到北京后，董必武、周恩来先后请他吃饭，后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7年，周恩来又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老人十分感激。
包惠僧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参加过中共一大，参与了中共1927年7月之前的许多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扫“四旧”风声正紧时，包惠僧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都付之一炬！这当然是一大损失。
1971年，他患“腹主动脉瘤”。他和家属考虑年事已高，没有同意医生动手术的建议。
1976年7月2日夜10时40分，85岁的包惠僧离世。
关于其姓名中“惠僧”两字的来历，他的老伴说，他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这个名字也就流传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