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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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来中国，和他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夫。他们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谈了好几次。马林建议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北京方面的同志同意这个建议，并且为了争取陈独秀出席这个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李大钊同志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国焘、刘仁静同马林、尼可洛夫一路到上海与李汉俊等会商。上海方面的同志也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即联名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回上海主持这个会议。陈独秀为了筹办广东大学预科，正在筹措经费建筑校舍，表示不能离开广州。有一天他召集在广州的同志们开会。当时广州的党员很少，除了他和我外，只有陈公博、潭明谦（平山）、潭植棠、刘尔松等7个人。开会时陈独秀把上海方面的来信大意讲了一遍，他表示同意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但他不能回上海参加。他接着又说，每个地区须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广州区派包惠僧、陈公博两人为代表，会开完后包惠僧仍回武汉工作。在党的初期，陈独秀对党就有点家长统治作风。但同志们都以师友的关系尊重他，不愿违拗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即由广州动身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正是盛暑。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差不多都是由北京的代表们一手包办，李汉俊也过问得很少。他们租到法租界蒲柏路打铁滨博文女校楼上一个统楼带厢房共3间，作为各地代表住宿之所。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据说她是湖北汉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黄季刚的侄女。在那个时候的上海，一个单身姑娘能够办一个规模并不很小的学校，足见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当时正是暑假期间，楼下只住着一个看房子的校工。楼上除了我们租用的房屋外，还有两间是锁着的。所以这一栋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完全是我们住着。我们住在这里是用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在全国享有盛名，到处受人尊敬。我们租这个房子时，一次付了3个月的房租，讲明只住1个多月（实际上我们只住了不到半个月），所以她对我们这样的房客很欢迎，很客气。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人数为标准的。7个地区，每个地区产生两个代表，东京虽然只有两个党员，也产生两个代表，但其中只有一个回国，所以只有一个代表出席。这7个地区的代表是：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汉俊、李达；广州，包惠僧、陈公博；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济南，王烬美（瑞俊）、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再加上马林和尼可洛夫，一共15人。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30号李汉俊的家里举行的。会场就设在李汉俊兄弟的客厅。这是一所弄堂房子，房间不大，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当街的窗牖下放着一张旧写字台。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差不多挤得满满了。会议原定开4天至5天，每天开会的时间都在晚上8点钟以后。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和马林、尼可洛夫都出席了，主席是临时推定的张国焘。
报告开会后，接着宣布会议日程。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作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可洛夫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
第二、三两天的会，时间地点照旧，马林和尼可洛夫没有出席。我们13个代表都出席了。第二天时各代表作工作报告，报告都很简单。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讨论中有些争议，因为马林没有出席，没有作出决定，当场把各代表的意见记录下来交主席整理，俟下次马林出席会议再提出讨论作出决议。第四天的会还是在原来地点，时间比平常略早一点。马林、尼可洛夫和我们13个代表是7点多钟到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了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是谁，他那可疑的目光对我们扫射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连忙下楼走了。马林坐在当街的窗牖下，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马上散会，再改期改地点开会。”我们在一分钟内都从前门走了。
上海的房子一般的习惯都是走后门，前门总是关着。这一栋房子的前门是望志路，出大门就出了弄堂，大门外面是很大一片荒凉的地方，蔓草丛生，行人甚少。我们大部分代表由那里出来后转了几个弯，陆陆续续地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是两楼两底的一栋楼房，陈独秀的家就一直住在这里，也就是临时中央（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所在地。自陈独秀到广州去了以后，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来往的人甚少。我们开会期间，李达还住在这里，所以我们匆忙中从李汉俊那里出来，就不约而同地到了这里，唯独不见李汉俊到来。10点钟以后，还不见来。大家在焦急中，张国焘要我再回到李汉俊那里去探视一下。当时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树德里30号李汉俊的家。弄堂里还有乘凉的人，并无异状，后门关着未上闩。我就轻轻地推门进去，走到楼梯的中间，李汉俊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音，就探出头来，我们的目光正对着了。我问：“怎么了？”他说：“你们刚走出大门，陈公博还没来得及走，就来了两个法国人，带着10多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在楼上楼下搜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他们问我开什么会，我说：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在这里谈天，顺便谈谈编写现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什么会。好在我还能说几句法国话，我们也知道这里是阿哥的住宅，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一点。侥幸的是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检，他们竟没有发现。他们临走时还说了几句客气话。不过明天的会，不能再这里开了，你也要快点走，还要当心包打听盯梢。”
我听完他的话即匆忙下楼，出了后门，在弄堂口买了一包香烟，前后左右一看，有点疑心生暗鬼似的，活像有几个生可疑的人跟着我。走了几步，遇着一辆黄包车，我不问价钱就跨上去说：“三马路”。到三马路孟渊旅社前下了车，又买了一点零细食物，沿着三马路到西藏路，跑到新世界兜了一个圈子。我想法租界的包打听到英租界就该松劲了，我才沿着跑马厅（即现在的人民广场）到马霍路通过爱多亚路，到霞飞路进入老渔阳里2号。大家得到了这些情况，商量了一下，当夜决定：第二天到浙江嘉兴南湖，以一整天时间来结束这个会。计划既定，分途通知，大部分同志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那里倒是平安无事。
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去，马林、尼可洛夫当然也不方便去。大约9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处风景甚好，游人不多。南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庙宇巍峨，佛堂清净，和上海比较，感到别有天地。我们雇了一只相当大的画舫，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宣布开会。经过了前夜的一场虚惊，大家的发言也精简了许多。在正午1点钟以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开始讨论宣言时，也发生一些争论，最后决定把宣言草案和大家的意见交中央和马林会商决定。
最后的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分别协商过，选举时票很集中，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为中央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由周佛海代理中央书记；下午6时前后，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议就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模虽然不大，所代表的党员人数虽然不多，所讨论的问题也不够广泛，但是它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直接参加领导之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领导核心。这一次大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亿万劳苦大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