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4日）
“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威辛斯基，以后又派3个人来到北京。当时陈独秀是北大文科主任，办过《新青年》，影响较大，我们也受影响。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找了个会讲俄文的人，这个人就把国际代表介绍给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会讲俄文，有口才，几个月学会了中国语，这个人来组织共产党的。后来陈独秀去广州，在广东的教育委员会当主任。
开这么大的会，应该有个筹备会，有三件大事要做：第一是纲领，第二是宣言，第三是组织机构，都要有个准备，但当时没有筹备会。
当时共产国际说：看看哪些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就叫哪[那]里人来参加。我们说在文化或产业的中心北京、上海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要他们来人。当时到会的还有在日本的留学生周佛海，巴黎有组织没有来人。当时准备很仓促，没有准备得很好。开会时，是叫陈独秀当出席，主持会，陈独秀没有来，就委托张国焘主持会。张国焘以前在长辛店搞工大运动，搞工人俱乐部。上海的代表是李汉俊，李达，上海的党员比较多，有七、八个人至十来个人。
“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个人，有的讲13个人。（有人问到：有人回忆在“一大”会议上，张国焘说不准知识分子入党）当时参加党的都是知识分子。说张国焘不同意知识分子入党，那他自己已就是知识分子。那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毛主席、何叔衡都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学生，后来搞教学的。广东的陈公博也是搞教书的，而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是工人运动自发地产生的。
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关于“一大”的情况，陈潭秋写过回忆，是到延安写的。后来李达也写过回忆，两个人写的不完全一样，有时候距离很大。主席没有写过回忆，我也没有写过。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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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是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记不清了。……
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李汉俊执笔，刘仁静（有的记录是李达）也参加了。文件的底子被马林带走了。当时用《新青年》作为党的主要机关报，宣言没有搞出来。但两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提出来了，这是不简单的。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才在宣言上发表了这两个口号。当时社会上讲的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这个词，不是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的含义，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是1916年讲的。孙中山也提民族主义，但是打倒满清，是汉族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那时候一些政论家都没有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打倒帝国主义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来的，档案馆那个材料可靠就是这个原因。
宣言没有搞成功，但是总纲有了，奠定了以后我们党的纲领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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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补充一下，在上海开“一大”，是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哥哥）家里开的。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第二次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会上谁发言，谁坐在哪里，我记不得了。“一大”开会用的桌子上没有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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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国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