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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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我还是倾向于有12个代表参加。这些代表是：
北京——张国焘和我（刘仁静）；
山东——王尽美（是代表济南）、邓恩铭（代表青岛），代表的党员也不多；
上海——李达、李汉俊；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湖南——毛泽东、何叔衡；
广东——陈公博，为什么只有一个代表，我也记不得了。
东京——周佛海，他代表的人也不多。
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串门来的，就参加了会。那时没有正式手续，规定什么是正式代表，什么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他串门来了，参加了会，我们也没有表示不同意。陈独秀当时在广东陈炯明的政府里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没有来参加会。
“一大”我不记得是哪天开的了。反正不是7月1日。我记得在参加“一大”以前，7月1日我和邓中夏到南京一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邓中夏是比我早去一天的。我们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以后才到上海去开党的“一大”。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讲中共“一大”是在7月5日还是8日召开的，这可能是对的，但我是记不清了。
我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关于召开“一大”的通知，是由上海党组织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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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先到南京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才到的上海。到上海后住在博文女校。那时正是放暑假。我们代表们没有都住在一起，我不记得是不是和毛主席住在一块了。
我们多半是在李汉俊的家里那个二楼上开会。大多都在晚上开会。记得出事的那天晚上，正要开会，忽然一个人进来，掀了门帘一看，就走了。不记得是张国焘还是马林说：这是包打听，不能在这里开会了。李汉俊就把有颜色的纸、文件都烧了，后来警车来了，巡捕上楼抄家，但没有发现什么，也就没有捕走李汉俊。
后来李达的爱人王会悟说到她家乡嘉兴南湖去开会吧，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李汉俊没有去，陈公博因为那天晚上出事害怕了，就没有敢到南湖去开会。所以“一大”的那些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的。
我记得会议都是周佛海主持的，张国焘回忆录中说他主持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于“一大”的内容，我不记得讨论过党纲，也不知道陈独秀和威金斯基写过什么党纲这回事。会上也许讨论过是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道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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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周佛海的回忆录中看到，他说我在会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赞成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其实这是周佛海对我的恭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书上讲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政治上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可能在“一大”会上讲过类似这样的话。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说我在“一大”会上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发言是滔滔不绝，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南湖会议上举行了选举，是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也投了票。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投票后在唱票计票时，有一张票上有李汉俊、李达。董必武问：这是谁写的？我说这是我写的。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后来回到北京，我又见到李汉俊，他对我的那一票表示感谢。我又见到蔡和森，他说：你这票是有历史意义的一票，因为只有你选举了李汉俊。南湖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没有候补委员。后来张国焘留在上海组织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在北京建立了分部。
“一大”结束后，我离开上海时，毛泽东同我握手，并说：“你应该多做实际工作”。
“一大”后，我同高尚德一起游西湖时，曾碰到过毛泽东，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关于召开“一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报纸没有发表过消息，《共产党》月刊出过几期，也没有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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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中共工艺美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共党史教师6人访问与北京，由王川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