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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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应是尼柯尔斯基，下同。）也出席。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12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的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马林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涌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两人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象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了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径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吓得魂不附体。毛泽东以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发现了，吓得不敢回去。在远远的地方，探头探脑侦察了半天，才敢进去。这些话，都是我以后听见他们说的。
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后，觉得功亏一篑，实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力疾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鸣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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