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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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第三国际又派马林，赤色职工国际派李克诺斯基来中国，带着明确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可能是列宁的主张，先建党，再让中共快步走上政治舞台，办法是国共合作。马林经北京，与张国焘等同到上海，找了李汉俊。李汉俊于是向各支部发信，定期在上海举行党代会，作为党的成立会，各个地区分别派两个代表，每个代表发路费100元。
广州支部7月收到信。陈独秀召集支部成员和我开会，决定陈公博和我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陈独秀还要我去上海开会后，仍回武汉负责该支部的工作。大家都听陈独秀的。陈公博当时任《广州日报》编辑，刚和李丽庄结婚。他们夫妻2人乘邮船去上海开会，趁便度蜜月。我另乘船前往。
我到上海住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博文女校。该校正放暑假，我们租下来作为各地代表住所，付了3个月租金，实际只住了半个月。张国焘要我搬到这里住，同住的有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我和毛泽东在分别担任武汉和长沙的党支部书记时，已有书信往来，这次同住，第一次见面。邓是路经上海区重庆开少年中国学会暑期讲习会的。其余代表，有的住旅馆，如陈潭秋、何叔衡、陈公博（陈公博住先施公司的亚洲旅馆）；有的住同乡会。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住南成都路辅德里我们机关。
代表共13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包惠僧，陈公博；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曾审查代表资格，何叔衡不合格，让毛泽东劝何回去了。这是胡扯，大会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序）；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另一个代表是施存统，因为是沈玄庐送的钱到日本学习，正紧张准备学日文考学校，没来。
开会时间是1921年阴历7月15日以后。不是“7·1”。解放初期，中宣部的李兰天来访问我，曾说，中央也知道党的“一大”不是“7·1”开的，但记不清了，而定在“7·1”的。我说是阴历7月15日以后，依据是：代表中大多数是教员和学生，只有暑假才能到上海开会，而当时放暑假一般是阴历7月初。
会共开了5天。头4天全是在李汉俊家楼上。他哥哥李书城是黄兴在南京留守时的参谋长，当时是有名人物，不在上海。我们的会每天都是晚上8点开始，约夜12时左右散会。
第一天。马林作报告，内容大意是第三国际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各地代表报告当地自然环境，学生运动，工人情况和党的工作情况。……
第三天。讨论党纲、劳动运动方案。……
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出席了。刚开会，白门帘被掀开，进来个穿灰布长衫的人，把在座的人望了一遍，慌忙说：“对不起，走错了”，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问：这个人你们认识吗？大家说不认识。马林说：这是包打听，会不能开了。叫大家散会，从前门出去。大部分代表到老渔阳里6号，张国焘叫我回李汉俊家看看。我进后门，在楼梯上见到李汉俊，他告诉我说，你们走后不久，巡捕房来了一群人，东找西抄，没抄到什么东西，走了。党纲摆在写字台抽屉里，幸没被发现。会不能在这儿开了，另找地方吧。我到渔阳里2号李达、王会悟住处，大家决定第二天去浙江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开完大会。
第五天。代表们从上海南站出发，到南湖，王会悟把船租好了，在集镇叫了一桌饭菜。从8点开到下午4点，讨论了党纲和劳动运动方案。对党纲没作修改、没作决定。张国焘原来说等马林到会再定，但最后这天的会马林未到。这个党纲只好交中央作决定，现存国家档案局。大会有个宣言，也没通过。会议最后是选举。选谁，事前张国焘和马林已经商量好了，和各个代表打了招呼。中央委员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李达是个不大说话的人，之所以当选，是因为有职业，在中华书局做编辑，能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候补中央委员为周佛海、李大钊。陈独秀的工作暂由周佛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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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21日、28日访问记录，
5月19日经本人修改，彭兴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