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1921年4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6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
6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象是一位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弛，催促他和广州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象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6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9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5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10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7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8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个党员。合计代表13人，党员59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走佛海等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级[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
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
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实现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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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案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示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多数代表批评李汉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霾。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请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请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与尼科洛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7月8日晚7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个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做伴。
果然，10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什么会议？开会的人那[哪]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这些问题都被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什么事出来。这次大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优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7月10日清晨（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我们分别搭上的沪杭线的早班车，9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悟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问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具体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8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招牌工会”的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区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
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3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3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