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约四十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
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①上海：李达，李汉俊。
②北京：刘仁静，张国焘。
③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④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⑤广州：陈公博。
⑥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⑦东京：周佛海。
李大钊和陈独秀均未参加。
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篙山路（蒲柏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现在该校已改为革命纪念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是7月1日下午8时在上海望志路（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12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餐桌，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见，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我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洪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作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地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我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十多个巡捕，拥进那个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这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国话，他和那些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开会，那些巡捕只好走了。这真危险，假设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7月2日，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浙江）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7月6日上午10时到下午6时。当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其次讨论过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向，当时因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部分）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有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封建的北洋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这个党章和那个宣言一样都没有印行），并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共同组成了中央工作部。于是大会宣告闭幕。次日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