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党的“一大”在党史研究工作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我们每年7月1日都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不少人习惯于把7月1日当作“一大”开幕的日期。其实7月1日并不是“一大”召开的日期。至于“一大”究竟什么时候召开的，国内外一直众说纷纭，有各种不同的提法，至今尚无定论（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日期问题，“一大”的参加者和中外史学家，各有不同的说法。如：苏联的B.H.库秋莫夫等说是6月（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张国焘、李达等说是7月1日；马林、包惠僧、周佛海等说是7月；陈公博说是7月20日；郭华伦说是7月27日（见《中共党史论》）；陈潭秋说是7月底。）。党内同志和中外有好人士关心这个问题，国内外敌人则利用这件事攻击我们党。“一大”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其召开日期，确有弄清的必要。

我们研究党的“一大”召开日期，与继续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纪念党的生日，早在1938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而在全党范围大规模纪念“七一”，则在1941年——党成立20周年以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反动派封锁，没有条件弄清“一大”召开的日期。因此，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1921年7月份的月首，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从此，纪念“七一”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就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董必武同志在回忆“一大”时，也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毛泽东同志使用了“表示”这个词，以及董老所说的“后来定的”，都可以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七一”这个一年一度的庄严的纪念日，在国内外、党内外已有深远影响，它激励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但当起历史重任。因此，我们认为“七一”作为党的生日，不应受“一大”召开日期的局限，可以作为一个惯例继续坚持。

现在，我们已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能够对党史中的一些“悬案”和疑难问题，作实事求是的研究。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组织程序也较为简单，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给确定“一大”的日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现仅根据尚存的当时文字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一大”召开日期作初步的考证。

（一）从代表行踪来看

1921年6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出发、到达的时间相距甚远。将代表的行踪作出具体排列分析，对推断“一大”召开的答题日期是有帮助的。

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原已在沪的有李达、李汉俊（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到上海较早的有张国焘、王尽美、刘恩铭等人（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到达上海较晚的有下列代表：

毛泽东、何叔衡两位同志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赴沪的。据谢觉哉同志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午后6时，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老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见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载王定国《万古云霄着意旋》。）。王定国同志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一般的走法是先乘粤汉路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途中不停留的话，约须4天左右时间。据此，毛泽东、何叔衡同志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3日左右。毛泽东到达上海时，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第44页，1921年9月1日出版。）。……

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纪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3天半，到会者有……刘仁静……23人”。并在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有刘仁静的两次发言内容（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第68页，1921年9月1日出版。）。……据此，可以认为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回到广州，曾写了一篇名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载在《新青年》上。此文开头就写道：“……我于是再7月14日起程赴沪”。 ……他的文章标题，已直接说出在上海住了10天。“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31日夜遂趁车赴杭”（见《新青年》第9卷第3号，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当时的期刊，发行时间常有误期现象。陈公博回到广州已是8月份，此期《新青年》实际上是8月发行的。）（陈公博未参加南湖会议）。根据上述记载，从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

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是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六号”（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周本人也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一般开始放暑假是在7月；二是周接到上海同志的信后，才从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周佛海到达上海应是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他回忆说：“我是1921年5月10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陈独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日子，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后来，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并请广州派两人出席会议。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了一个会，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要陈公博和我出席会议，……我是7月15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包惠僧这段回忆是1979年6月20日对笔者的口述。）。

董比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文字记载，他们两位的回忆中也未涉及此问题。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因此，董、陈两位到沪时间，在没有发现的更确凿的材料钱，似可暂定为7月20日左右。

另外，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1920年8月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动身来华，6月初到达上海。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在法国巡捕房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6月3日斯尼夫列特（马林的真名为亨克·斯尼夫列特——笔者注）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见荷兰道夫·丙《斯尼夫列特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马林到达上海后，曾为派中共代表张太雷等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李大钊等商谈召开代表大会建党问题以及与驻北京的俄国代表建立联系等事，去北京活动一段时间，后又从北京回到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并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联系。经过上述活动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得以召开。

从代表行踪和马林的活动安排来分析，“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似在7月下旬。

（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

“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纲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会址改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举行，并于当天结束了党的“一大”。

另据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我们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就大体可以间接推断出“一大”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难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说“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的女工。南的名字，我一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也提到这件事，他说：“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迳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内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至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张姓，当凭定4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天（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意欲他往，该旅社茶役，因其未付房金，向索，张称妇人尚在房内，当不短少，言毕，扬长而去，至夜10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该报8月2日在“大东旅社中命案续闻”中又称“查阅旅馆循环薄，所载系张伯生三字，后来调查，始悉死者名孔阿琴，年22岁……凶手某前因私用客账，曾经公堂判押西牢4月，现在英国某医生处为西崽，行凶之手枪系乘其主赴内地避暑所窃出……”。陈、周的记述与当时的报纸相对照，基本相符。

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导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实行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看来是针对党的“一大”的。从法国巡捕派人跟踪代表，搜查会场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得知有政治团体的法租界开会，但又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就做出一项新的规定，以限制活动。

以上两件事的记载，可以使我们从间接的材料中推断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

据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周佛海以及南湖会议会址的安排者王会悟（李达的夫人，浙江嘉兴人）等人的回忆，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法国巡捕侵扰而中断后，第二天即去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其中周佛海回忆说：“谁知（“一大”会议）到了第6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12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见《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9月再版，第142页。）。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法有所不同，他提出是中间隔了一天才去南湖开会的。从当时情况分析，会议拖的时间已较长，加上法国巡捕也开始干涉此事，代表的心情都希望抓紧进行。时间上也来得及，巡捕走后约在10时左右，部分代表又一次集聚碰头，决定第二天改在南湖开会（当时上海习惯于夜生活，晚上12点乃至1—2点人们仍在活动，曾有“不夜城”之称。）第二天王会悟乘早班车先去嘉兴，代表们是乘第二班车去的。因此，回忆第二天召开南湖会议是可信的。张国焘回忆有误。

从上述情况来判断，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的时间是7月31日。

（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建党初期，党的活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当时是文献在国内是难以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以后，从国外陆续收集回来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并从外文翻译为中文。这是珍贵的历史记载，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件无日期和作者，从内容和文字山分析，此文是“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似出自当事人的手笔。文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明确地记为7月23日。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现对照是符合的。

此文还写到：“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董必武、张国焘等人回忆，他们参加过当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起草工作（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张国焘《我的回忆》）。）。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会，加上2天起草文件，共为8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从31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因此，从几个不同角度的论证中，我们似可认为“一大”的开幕时间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以上所述的“一大”起止时间，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大体可排列如下：

 

日   期	地 点	会议次数	主 要 内 容
7月23日	上 海	第一次	开幕、致词、确定会议日程
24日	上 海	第二次	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25日		休会	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6日		休会	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7日	上 海	第三次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28日	上 海	第四次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29日	上 海	第五次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30日	上 海	第六次	法国巡捕侵扰，会议未能进行
31日	嘉 兴	第七次	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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