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阅读了《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上刊登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一文后，觉得有些问题仍需讨论。现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提出来，供党史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一、闭幕日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日期是1921年8月1日，而不是7月31日。
根据有三：
（一）1921年7月30日召开“一大”第六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提到，“一大”代表“直到7月23日（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又提到：“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共用了两天时间。”“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用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还提到：“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很快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6—8页）根据上面的引文，可以大致判断出“一大”的大会日程：
7月23、24日 第一、二次会议
7月25、26日 未开大会
7月27、28、29日 第三、四、五次会议
7月30日 第六次会议（因警察突然搜查，会议被迫中断）
7月31日召开第六次会议的判断是否正确？让我们来分析一个材料。陈公博在1943年所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提到：“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林和吴庭斯基（此处应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到了，忽然又一个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林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3个法国警察官，有4个中国的便衣密探……往房间和各处搜索。”审讯完毕，陈公博“回大东旅馆”。“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到了9时，有一个茶房跑进来，说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我听了之后，我也不告诉他今早所闻，恐怕他还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不过我再想，如果巡捕和侦探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趁着巡捕和侦探没有光临，遂离开旅馆……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陈公博还提到：“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见陈公博：《寒风集》第207—213页）
从上文可以看出，有关孔阿琴的“那件命案”是在“一大”会议被迫中断后一天发生的。根据陈公博所说的“那件命案”的线索，从当时上海《新申报》上查出一件“英华街命案”，现抄录如下：
“瞿松林因于上月末日、在大东旅社4层楼32号房间内，用手枪暗杀妇女孔阿琴，事发潜逃无踪……近在本埠某医生处为西崽。兹因于西历1921年7月27号在卡德路777号屋内，犯持械枪窃案……乃又于西历1921年7月31号、在大东旅社谋毙妇女一名……”（见1921年8月3日上海《新申报》）
根据这段新闻报道，可以肯定，“英华街命案”就是陈公博所说的“那件命案”，也就是“一大”会议被迫中断后第二天所发生的命案，而这次会议就是“一大”第六次会议。命案发生的时间，是“1921年7月31日”，因而，“一大”第六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应是1921年7月30日。
（二）1921年7月31日休会
1、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信中所说“最后一次会”，即“一大”第六次会议。“隔了一日”，即隔过了7月31日。
2、张国焘在1971年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说到：“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助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43—144页）
上述两人的说法，即董必武同志在1929年的说法与张国焘在1971年的说法是相吻合的，是一致的，他们都谈到会议被迫中断后的第二天停会。陈公博在1943年所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也说：“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因此，在第六次会议被迫中断后的第二天，因商讨更改会址和进行布置，没有开会，也就是说，1921年7月31日休会。
（三）1921年8月1日晨赴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大会闭幕
根据《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所说，李寓在7月30日被搜检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张国焘在7月31日商定赴浙江嘉兴南湖后说，王会悟“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因此，“一大”代表于1921年8月1日赴浙江嘉兴南湖，将会开完，当日大会闭幕。
有一点应当说明，张国焘说：“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大约是7月3日晚7时……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大约是7月10日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9点多钟就到了嘉兴南湖。”在这里，张国焘显然是根据“七一”党的生日推算出其他的日期。他所说的具体日期与现在考证出的日期虽异，但整体大会所占用的时间和具体日程安排则相同。大会共进行10天，第9天休会，第10天闭幕，共开大会七次。
根据考证，先将会议日程排列如下：
7月23、24日 第一、二次会议
大会开幕，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报告，选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
7月25、26日 大会休会
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7月27、28、29日 第三、四、五次会议
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党的纲领。
7月30日晚 第六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突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会议被迫中止。
7月31日 休会
8月1日 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讨论起草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实际工作计划。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出由3人组成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大会闭幕。
二、开会地点
……
三、党员人数
……
四、中央领导机构
“一大”当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称“中央局”，之后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不叫“中央委员会”。
根据有三：
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说：“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
2. “一大”以后，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在该通告的（4）项中写到：“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迟亦须在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知道1922年6月30日，即“二大”召开前夕，才出现陈独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签署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3. 据陈潭秋同志回忆说：“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得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他还说：“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见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1936年6—7月间）
根据上述情况，“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称中央局，后来，由于组织的发展，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这时起，直到“四大”时，中央领导机构一直称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到“五大”时，才改称中央委员会。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第17条规定：“党的组织系统为：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