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仲彬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究竟何时闭幕？目前其说不一。近几年，党史工作者相继提出了7月31日、8月1日和8月2日闭幕的三种说法，对这三种说法，笔者均不敢苛同。现提出我的考证与看法，以求教于党史学界的同行们。
一、停会问题探讨
要想搞清党的“一大”闭幕日期，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一大”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中断后，到底是第二天接着开会，还是停会？如果说是停会，到底停会几天？
关于“一大”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中断后接着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并闭幕的说法，只有包惠僧和周佛海两人有回忆材料。包惠僧说：7月30日，“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周佛海回忆说：“当晚12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但他又说：7月30日，他因病未出席会议，在博文女校住宿处睡觉，一直睡到晚上“12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他前后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与他们的说法相反，张国焘回忆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陈公博回忆说：“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董必武回忆说：“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王会悟回忆说：“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参与“一大”及闭幕的有关4位当事人，尽管关于停会时间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一致肯定7月31日没有开会，而是停会。
另外，李达从未回忆过当晚在他家开会商量变更会址之事，而是说隔了4天之后才去嘉兴南湖开会的。他的夫人王会悟也不承认当晚曾在她家开过会。他亲口对笔者说：“休息两天，不是第二日去的。”（1983年8月笔者访问王会悟谈话记录。）张国焘也不承认当晚曾在李达家开会商讨去南湖之事。他回忆说：“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大会组织者李达和主持人张国焘，以及南湖会议具体安排者王会悟一致不承认当晚曾在李达家开会商量并决定去嘉兴南湖开会之事。看来，包惠僧和周佛海回忆有误。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由于发生密探闯入事件，被迫中断，代表纷纷离去后，除在李书城家、李达家、博文女校和大东旅社的6位代表外，其余7位代表当晚均不知去向。
“一大”会场，即李书城家，自代表们离去后，李汉俊在陈公博的陪同下，又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巡捕撤走后，包惠僧曾来此打听过消息。陈公博回忆：“惠僧走后，我和汉俊再谈几句，看时计已10点多钟，遂和汉俊告别。”随后，他回到下榻的大东旅社，李汉俊则留家中，再没有外出开会。
李达夫妇回忆，当晚他们再没有离开过寓所，也没有在此开过会。
博文女校是外地“一大”代表集中住宿的地点。据陈潭秋回忆，他和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当时就住在这里。30日晚上，当会议被迫中断，“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鉴于这个原因，当日在博文女校投宿的8位代表，在离开“一大”会场后，都没有直接回到那儿。直到当夜12时之前，只有患病未参加当日会议的周佛海一人呆在博文女校。据他回忆说：“大约12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又据包惠僧回忆：“当晚，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包惠僧回忆录》第25页。）这就是说，那天夜里，在这里住宿的9位代表中，有6位代表彻夜未归，不知是去找旅馆，还是去住会馆，或是投宿亲友家。
总之，7月30日晚上，能知下落者仅6人，另外7人不知去向。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冒着密探监视的危险，把已知的6位和不知去向的7位代表召集起来研究更改会址问题，肯定是办不到的。即或是会议主持人和少数代表商定次日去南湖开会，也无法将此决定在半夜三更几小时内通知给所有的代表。周佛海所说的“连夜分头通知各人”，显而易见是做不到的。因为，尚有7位代表不知去向，如何能通知到呢？
何况，法租界当局已发现了“一大”会址。7月30日晚他们忽然搜查了“一大”会场，7月31日颁布了“新规定”，要求在法租界内“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1921年8月2日《上海生活报》。）此外，从现已公布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信件与荷兰外交部档案文件中科清楚地看出，当时马林的行踪已在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中。在此种危险与紧迫的情况下，大会组织者很难再短时间内，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以及众多的“一大”代表取得联系。再者，就改变“一大”会址而言，无疑是大会的一件大事，有鉴于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此事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还涉及到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参加并指导大会的问题。可是，在当时受巡捕监视的形势下，大会主持人若想召集“一大”代表们商讨改变会址问题，若想就变更会址一事征得马林等人的同意，若想和不知去向的7位代表接上头，通知他们到嘉兴南湖开会，其任务是十分艰难的，不仅一个晚上，甚至一二天内都难以办到。
党的“一大”正在召开期间，肖子升来到上海。据他在《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一书中回忆说，“一大”会议受密探侵扰的当晚，毛泽东和他见面时曾说道：“因秘密警察而出现的麻烦，警察扣留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查问。代表们已散在各处，只间接地保持接触，而且必须停止活动几天。”过了好几天，毛泽东又告诉他，他们有一个新计划，即装作去杭州的旅行者前往嘉兴，并邀他同往，会后去杭州游览。
毛泽东所说的“必须停止活动几天”，究竟是几天呢？董必武说“隔了一日”；王会悟说“休息两天”；李达说事隔4天，我分析，实际上是5天时间。
二、 八月五日闭幕
笔者认为，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既不是7月31日，也不是8月1日或2日，而是8月5日。其根据和理由如次：
（一）原始学文字资料明确记载着“一大”闭幕日期是8月5日
苏联《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上公布了《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其中明确写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众所周知，“一大”的原始文献本来很少，而保留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原始文献，仅有开幕日期记载，而没有闭幕日期记载，其他文件与资料又均未涉及此问题。唯独这份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明确地具体地记载着“一大”闭幕日期。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一大”闭幕日期的绝无仅有的原始文字材料。
由于原始文件罕见，研究“一大”问题多靠回忆材料。7月3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周佛海1942年1月写的《往矣集》和包惠僧1953年10月写的回忆材料；8月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1929年12月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8月2日闭幕说，主要根据王会悟从1959年3月以来的回忆材料。这些回忆材料离“一大”闭幕最近的时间也有8年，最远的时间长达38年之久。自然准确性较差。而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写于1921年10月13日，距“一大”闭幕仅仅才66天，它是“一大”闭幕日期最早的文字记载。
当时，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在远东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在赤塔成立了远东书记处。斯穆尔基斯就是驻赤塔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参加我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既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肩负着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委托的任务。据此，有的党史书籍把他称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一大”召开时，尼柯尔斯基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远东书记处进行汇报。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永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斯穆尔基斯就是在这些汇报基础上写出这封信的。从信的内容看，他对“一大”召开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件中关于“一大”开幕日期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全相同。既然斯穆尔基斯关于“一大”开幕日期是准确的，那么他关于“一大”闭幕日期也应该是可靠的，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考证“一大”闭幕日期可信的依据。
（二）达林肯定我党“一大”是8月闭幕的。
1921年，达林正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他通过尼柯尔斯基了解到我党“一大”开会的情况。他回忆说：“在1921年7月——8月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达林肯定了“一大”是8月闭幕的。虽然他没有谈到具体日期，不过却印证斯穆尔基斯8月5日闭墓说的可靠性，否定了7月31日闭幕说。
（三）陈公博的“一大”会期两周说正好证实了8月5日闭幕说
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曾用英文写过一篇硕士论文，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其中第三章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道：“这次大会持续了两周。”“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陈公博误说成“7月20日”。如果我们按照准确的开幕日期7月23日算起，持续两周14天，正好是8月5日闭幕。
（四）苏联学者认为我党的“一大”是8月5日闭幕的。
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其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8月5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这是他根据许多材料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目前这种说法已在苏联学术界流行开了。
总之，我根据原始文字记载和其他有关资料，经过一番考证，最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日期是1921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