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维木
近年来，随着资料的发掘，党史学界对“一大”会议问题研究更加深入。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一致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另外，“一大”共召开七次会议，其中第六次会议在7月30日召开时受租界侦探干扰被迫中断，之后易地嘉兴南湖召开闭幕会议，这一事实已无人提出异议。但30日会议中断后，代表何时赴嘉兴南湖完成闭幕会议，党史学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先后出现四种不同意见。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七月三十一日闭幕说
1981年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现在流行的几种中共党史教科书，均采用了这种说法。一些学者肯定了这一说法，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1．董必武1971年回忆：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被租界巡捕注意后，“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
2．刘仁静1979年回忆：“记得出事的那天晚上要开会，忽然一个人进来，掀开门帘一看就走了……，后来李达的爱人王会悟说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会吧，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
3．包惠僧1953年回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出事的当晚，“我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到李汉俊处，得知巡捕已来搜查过了，于是又回到渔阳里2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到了火车站……，约10时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4．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籍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上海会议出事当晚，“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乘第二班车去。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了北站上车……，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
根据以上回忆，7月30日会议出事后，部分代表曾到渔阳里2号聚会，并当场决定第二天改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这一决定完全符合代表们希望能在险恶环境中尽快结束会议的心情。同时，李达作为安排会场的负责人，也可以作出这种决定。另外，据陈公博回忆，出事当晚10点后，为了摆脱特务跟踪，曾去“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大世界”的“人丛”中绕了很久。从这点看，把次日改地开会的决定连夜通知大会代表，在对夜生活司空见惯的上海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曾由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一大”七次会议中每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大会23日开幕，第二次会议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文件，没有提出第六次会议后再次休会，只说第七次会议改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召开。从时间上推算，“一大”共有七次会议，加上中间两天休会，共用9天，最后一次会议当在7月31日进行。
二、八月一日闭幕说
《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所载李玲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论证了这一说法。此后，又有一些同志表示赞成这一说法。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1．1929年《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然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信中所说：“最后一次会”，即“一大”第六次会议；“隔了一日”，即隔过了31日。
2．张国焘1971年所写《我的回忆》中谈到“一大”情况时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察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看陈公博……，并告诉他……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我们打击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她家乡嘉兴开会，“我们对于她的提议表示赞成……，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上述两人说法一致，都认为会议被迫中断的第二天停会。“隔了一日”，才去南湖完成另外闭幕会议。
三、八月二日闭幕说
《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所载王国荣的《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一文，提出了这一说法。在此前后，还有一些人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1．王会悟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今天，一贯坚持“隔两天”赴南湖复会的说法。1959年王会悟所写《“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提出，“一大”在上海“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以后，她一直不改这一口径，并纠正了访问者说她同意“第二天”去南湖开会的说法，对去南湖开会的整个过程作为较详细的说明。据她说，出事后的第二天，李汉俊、张国焘、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几位代表在李达家聚会，研究继续开会的地点问题。当时有几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继续在上海开会；一是主张去杭州西湖。多数代表都不同意这两种主张。于是又有人提议到王会悟的家乡乌镇开会，王会悟考虑后认为不妥，当场提出去南湖开会的建议，立即得到在座各代表的同意，一致决定改在南湖开会。李达叫王会悟当晚逐一通知各代表，明天（8月1日）作点准备，后天早上分两批去嘉兴南湖开会。
持8月2日闭幕说的人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大部分代表在回忆中都提到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因此，王会悟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更为可信。
2．陈公博1944年所写《我与共产党》一文说，上海会议出事后第二天凌晨，他所住旅馆发生孔阿琴被杀案子。他怕警察找他出庭作证，惹来麻烦，当晚跑去找李达，得知“会期不定”，于是携妻赴杭州。同文还说：“初到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只好赋归。归来上海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陈公博还在《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对这次赴杭时间作了具体交待，“31日遂乘车赴杭”，“1日游山，2日游水，3日回沪，4日附轮回广州”。由此可以得知，直到7月31日晚，陈公博作为“一大”代表尚未得到复会通知，8月1日不可能复会；8月3日陈公博会沪则知嘉兴会议已经开过。与王会悟回忆相印证，“一大”闭幕会议时间当为8月2日。
四、八月五日闭幕说
1973年苏联历史学博士K．B．舍维廖夫在《关于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期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共“一大”可能是8月5日闭幕。1980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嘉兴秘密举行。”近年来，国内也有人同意这种说法，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1．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此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成的。从信中内容看，它不仅明确提出“一大”起止日期，对“一大”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也均有比较接近事实的记述。可以看出，斯穆尔基斯对中共“一大”的情况很熟悉。据认为，这是由于参加“一大”的尼科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赴华代表，在“一大”召开期间曾以各种途径不断向斯穆尔基斯汇报会议情况，在此基础之上，后者才写成这封信。此信写成距“一大”结束时间不长，且有当事人的汇报为基础，所以应比几年、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后的各种回忆要准确可靠得多。特别是信中对“一大”开幕时间的记载已被证明是准确的，那么对闭幕时间的记载也应被视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
2．“一大”会址的更改是一件大事，一般情况下应征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而据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信件和荷兰外交部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当时马林已被严密监视，在短时间内，很难与他取得联系。不仅如此，“一大”代表相互接头，在短短几天内也是不易做到的。所以，8月5日复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3．陈公博1924年所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说：“一大“于7月20日召开，“持续了两周”。如果按准确的开幕时间7月23日计算，两周14天，最后闭幕正好是在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