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是多少人，多年以来都有两种说法，一是12人，一是13人。究竟是多少？由于历史久远，当年环境恶劣，史料无法保存，所以大多以一大代表的回忆来考证，这些回忆又由于时间较远，不尽一致。
在正式出版物中，一般都说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按地区分，计为：
①上海：李达，李汉俊。
②北京：刘仁静，张国焘。
③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④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⑤广州：陈公博。
⑥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⑦东京：周佛海。
但是，当事人回忆却有不同说法，也有回忆为13人的。回忆材料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身上。现将各种不同说法分述如下。
1、毛泽东、董必武同志的回忆，前后说法不同。
根据毛泽东口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人是：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总共是12个。”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讲话中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另一个就是我。好几个牺牲了，如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汉俊，湖北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后来当了叛徒、汉奸、反革命的有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后两个人还活着……还有另一个是李达。
根据董必武口述，韦尔斯·斯诺在《老赤卫队员的传记》中写道：“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一个省派两名代表，日本留学生派了一名代表——周佛海，此人以后叛变加入国民党。湖北派陈潭秋和我为代表，湖南派何叔衡（后来在红军工作时，大概与瞿秋白同时在一九三五年被杀害）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代表，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做代表，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害。还有李达，是一个无党派人民士，在武大任教职工。广东派陈公博做代表，此人叛变，担任南京实业部长。还有包惠僧，也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同王尽美，这两个人后来都被杀害。共产国际派两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一是荷兰人，我们中国话称他为马林；另外一个俄国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1956年八大前夕，董必武回答《新观察》主编欧阳柏采访时说：“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上已经发表了很多。不过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13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中说：“‘一大’的代表，上海、济南、湖北、湖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是两个人，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
2、李达和刘仁静回忆代表为12名，包惠僧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
1955年8月2日，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1957年3月18日，李达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顾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党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去了，代表们也没在意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当时广州只有三个党员：陈公博、谭平山、陈达材）。”
刘仁静1957年3月回忆说：“一大代表是十二人，李达的回忆较正确，包惠僧不是代表，他在开会前后经常出入于诸代表房间，也到过会场，可能是列席或旁听。”
3、陈潭秋等回忆代表为12人，其中有包惠僧。
陈潭秋于1936年6月7日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说：“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广东的代表为包怀深（编者：即包惠僧）。还有代表北平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为陈公博，”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说：“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我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悉。”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生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4、包惠僧回忆代表为13人，其中包括他自己。
包惠僧于1953年8月20日回忆说：“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在开会时统计出席的代表有七个地区、共13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
上述9人的回忆材料，说包惠僧曾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几乎是一致的。只有毛泽东在九大讲话时没有提到包惠僧，而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泽东当时回忆的代表中是有包惠僧的。
但关于包惠僧是否正式代表的问题，则有不同意见。9人中，李达、刘仁静坚持说不是代表。董必武同志三次回忆中，1937年和1956年的回忆说是代表，1971年的回忆说包惠僧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其余6人（包括毛泽东早期的一次回忆）则说包惠僧是代表。
5、学术界的看法
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取决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包惠僧如果不是代表，则为12人；如果是，则为13人。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按照当时情况，代表为13人的说法，则比较接近事实。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写道：“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五十多名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