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大在上海期间受到法国巡警的侵扰搜查，被迫改迁嘉兴的南湖继续进行，具体是哪一天在南湖召开并闭幕的，学术界主要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7月31日说
主要依据是：
1、董必武1971年回忆：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被法租界巡捕注意后，“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嘉兴人）租了两只船开的。”
2、刘仁静1979年回忆：“记得出事那天晚上要开会，忽然一个人进来掀开门帘一看就走了……后来李达的爱人王会悟说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会吧，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
3、包惠僧1953年回忆：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出事的当晚，“我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扯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到李汉俊处，得到巡捕已来搜查过了，于是又回到渔阳里2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盐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到了火车站……约10时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4、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上海会议出事当晚，“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李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乘第二班车去。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了北站上车……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锣开道夫人到站等候，率我们上船。”
5、曾由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一大七次会议中每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大会23日开幕，第二次会议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文件，没有提出第六次会议后再次休会，只说第七次会议改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召开。从时间上推算，一大共有七次会议，加上中间两天休会，共用9天。因此，最后一次会议应当在7月31日进行。
第二种，8月1日说
主要依据是：
1、1929年董必武《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然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信中所说“最后一次会”即一大闭幕会议；“隔了一日”即隔过了31日。
2、张国焘1971年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一大情况时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察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看陈公博……并告诉他……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她家乡嘉兴开会，“我们对于她的提议表示赞成……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上述两人说法一致，都认为会议被迫中断的第二天停会。“隔了一日”，才去南湖完成了闭幕会议。
第三种，8月2日说
主要依据是：
1、李达夫人王会悟为一大做会务工作。她在1959年所写的《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中说，一大在上海“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以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她说，上海会议中断后的第二天，李汉俊、张国焘、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几位代表在李达家聚会，研究继续开会的地点问题。当时有几种不同主张，一是主张继续在上海开会；一是主张去杭州西湖。多数代表都不同意这两种主张。于是又有人提议到王会悟的家乡嘉兴的乌镇开会，王会悟认为不妥，当场提出去南湖开会的建议，立即得到在座各代表的同意，一致决定改在南湖开会。李达叫王会悟当晚逐一通知各代表，明天（8月1日）作点准备，后天早上分两批去嘉兴南湖开会。从50年代到90年代，王会悟一直坚持“隔两天”赴南湖复会的说法。她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因此，她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
2、陈公博1944年所与《我与共产党》一文说，上海会议出事后第二天凌晨，他所住旅馆发生孔阿琴被杀案子。他怕警察找他出庭作证，惹来麻烦，当晚跑去找李达，得知“会期不定”，于是偕妻赴杭州。文中还说：“初到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只好赋归。归来上海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是结束。”陈公博还在《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对这次赴杭州时间作了具体交代，“31日遂乘车赴杭”，“1日游山，2日游水，3日回沪，4日附轮回广州”。由此可知，7月31日晚，陈公博尚未得到复会通知。8月1日不可能复会；8月3日陈公博回沪，嘉兴会议已经开过。所以，一大闭幕会议时间当为8月2日。这个回忆与王会悟回忆可相印证。
第四种，8月4日说
主要依据是：
一大会议的组织者李达，曾回忆是在此法国巡捕侵扰扰后，隔了四天才开南湖会议的，即8月4日。而根据南湖会议的具体安排者王会悟的“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说法推算：8月2日决定，8月3日王会悟先去布置，4日开南湖会议。也可以得到互相印证。
第五种：8月5日说
1973年苏联历史学博士K.B.舍维廖夫在《关于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期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共一大有可能是8月5日闭幕的。1980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嘉兴秘密举行。”
他的依据是：
1、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此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成的。此信不仅明确提出一大起止日期，对一大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也均有比较接近事实的记述。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参加一大的尼克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赴华代表，他可能在一大召开期间曾以各种途径不断向斯穆尔基斯汇报会议情况。此信写成距一大结束时间不长，应当比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准确可靠。特别是信中对一大开幕时间的记载已被证明是准备的，那么对闭幕时间的记载也应被视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
2、陈公博1924年所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说：一大于7月20日召开，“持续了两周”。如果按准确的开幕时间7月23日计算，两周共14天，最后闭幕正好是在8月5日。
气象资料透露的信息
研究人员苏东海研究当年的气象资料，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1921年8月3日，《申报》刊载《狂风中之损失》一文说：
嘉兴近日天气异常酷热，寒暑表升至百度以上，一般苦力竟不能做工，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忽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甚至屋瓦有声，故年久失修之房屋，以及矮墙草棚等，吹倒者不少，即居家之明瓦天窗，亦多吹去，此外农产物遭此狂风，受损颇多，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识水性，而溺毙者竟有三人，狂风有一小时始止，此次损失总额约计当时十余万左右，亦钜灾也。
1921年8月4日《申报》本埠新闻栏《沪杭路嘉兴等站遇风之损失》一文说：
沪杭甬铁路嘉兴方面各站，前日下午，因狂风骤雨，吹倒电杆并吹动车辆碰坏木桩、倾倒铁栅等，已致本报，兹悉该路稽查，于事后详细调查，当时各站之窗户壁，及银楼烟公司在道旁所立之广告牌，亦被吹倒不少，所有各站损坏之电话线杆现经工程处立派工匠等分投勘修，一时尚难恢复原状，而最关重要之电话，至昨夜仍未修复云。
根据上述气象资料记载，可作以下判断：
1、8月1日闭幕说不能成立。据王会悟回忆，五六点钟时“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陈潭秋回忆在船上进行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11时闭会，其他与会人员回忆中也没有提及湖中风灾，可见会议进行时未遇狂风。因此会期不能为8月1日。
2、8月2日的闭幕说很难成立。8月1日风灾南湖翻船死人，8月2日正在善后，王会悟来租船不可能不闻其事，能否租到船皆成疑问，报载直至2日晚嘉兴火车站电话尚未修复，车站破坏一时难以修复，嘉兴满目灾情而与会诸人会议皆未提及此灾。因此8月2日说恐难成立。
3、7月31日说与8月5日不受气象影响。如31日开会风灾未起，8月5日开会风灾已过。
权威部门和研究人员对会议闭幕日期的看法
浙江嘉兴南湖纪念馆的同志，倾向于闭幕时间8月2日说。他们的解说员讲：王会悟是南湖会议的承办者，她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比较可信，何况她从50年代到90年代，她一直不改这一口径。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对会议闭幕日期未作深究。
倪兴祥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一书中说：“7月底8月初，代表们在南湖的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作者，认为闭幕时间是7月31日。《毛泽东传》说：代表们以“北大时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23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在（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毛泽东传》（1893-1949）第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作者对具体日期没有定说。中央党史研究室200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由于代表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接着，他们在页下注中说：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8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006年6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仍延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