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根据从李达和李汉俊等人约谈所掌握的情况，判断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后来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李达和李汉俊便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组织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信后，大家为建党工作的迅速发展感到十分高兴，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选派出各自的代表。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出代表；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则由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推派代表前来上海参加了大会。由于一些原因，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当时各地代表来上海的大致情况是：
北京党的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到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李大钊正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及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
这样，北京党组织便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后来在回忆了代表产生的经过时说：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开始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
随后，刘仁静以“留沪习德文”为名义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武汉共产党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大约是7月20日左右。据陈潭秋在1936年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另据包惠僧的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由此可以判断，董、陈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
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谢觉哉后来在1952年在回忆此事时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中记载说：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当时从长沙到上海的交通不便利。只能从长沙乘船先到武汉，然后再换船从武汉赴上海。如果途中顺利，全程也大约需要五天左右的时间。据此判断，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时间大概是7月5日左右。
济南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大约于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
陈公博在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
陈公博在参加一大回到广州后，曾写了一篇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9卷3号上。文章开关写道：“暑假期间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俊极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为这三层原因，我于7月14日起程赴沪。”
由于陈公博的文章当时是公开发表在刊物上，所以使用了隐语，文中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快完的手续”是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他在上海住了10天，7月31日晚由上海去杭州。
陈独秀当时曾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负责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他。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眼中，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心目中的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肯定是陈独秀。所以李达等在来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陈公博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
包惠僧原是武汉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1921年初，他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由武汉到达上海，准备去苏俄自学。随后因海路不断，经费也很匮缺，没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同年5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包惠僧到广州后，无固定的社会职业和收入，陈独秀便介绍他到报馆工作。关于出席中共一大之事，包惠僧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
因陈公博要带新婚妻子赴上海旅游，所以包惠僧没有同他一起起程，先于7月15日动身坐船赴上海，大约在7月20日到达。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也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信。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这时，施存统到日本后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已离开家时间较久了，也想回家一趟，便很快答应了施存统的建议。他等到学校放了暑假之后，才动身回国。由于路途需要较长的时间，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旬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记载说：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居渔阳里六号。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由于周佛海是从日本回到国内，又只能利用暑假，所以他到上海已是7月下半个月了。
上海发起组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上海共产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同时又是会议所在地，他们两人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
在这些代表中，第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当时只有24岁。由于“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100人左右。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当时，她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王宗汉、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黄绍兰校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她答应了。买了草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这里。
博文女校内环境清静，陈设简单，有的房内只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只在地上铺了凉席。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睡在地上却也比较凉快。代表们住宿虽然简朴，但开展的工作却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大壮举。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外15位共产主义者终于汇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这15人中，共产国际的代表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现在具体介绍一下中国的13名代表。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李达，生于1890年，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1912年考上公费生，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1918年5月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而举行罢课抗议活动，并参加留日学生救国团体回国请愿，同年返回日本。出于爱国救国的远大志向，他放弃了理科深造，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撰写或翻译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国内报纸杂志投稿。国内发生五四运动后，他十分关心国内的斗争，曾撰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1920年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正在发起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并负责编辑《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赴国民党广东政府任职期间，李达一度担任上海党代理书记，并筹备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李汉俊，生于1892年，原名李书涛，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到日本进步教授河上肇的影响，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经常在《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著。1920年初，他开始负责编辑《星期评论》编辑部的工作。5月，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后，他应邀参加会见和座谈，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又第一批加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参与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并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同年底，陈独秀赴上海后，他一度担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并编辑《新青年》杂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后，他也与之进行了接触，并参与筹备党的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北京共产党组织代表张国焘，生于1897年，字恺阴，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是北大学生中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1919年，参加北大“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李大钊。五四运动时，任北大学生会干事，讲演部长并曾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10月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首批党员，并在长辛店等地从事初期工人运动。1921年7月代表北京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北京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生于1902年，字养初，湖北应城人。1914年入武昌博文书院。1916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后参加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获释，经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任该学会的会计。192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代表北京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董必武，生于1886年，字洁畲，湖北黄安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从家乡赶到武汉，参加了同盟会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因袁世凯篡权，镇压了“二次革命”，他被迫留学日本，攻读法政专业。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做过兵运工作。1919年春，经李汉俊引导和介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读物和革命刊物，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创办武汉中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为武汉建党奠定思想基础。同年秋，与陈潭秋、包惠僧等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在铁路、纺织、运输工人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7月，代表武汉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湖北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陈潭秋，生于1896年，字云先，湖北省黄冈人。1913年，入武昌省立一中，后又入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系，1919年毕业。在五四运动时，他曾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同年夏，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武汉学生参观团，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并结识董必武，即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回武汉后，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与董必武等创办武汉中学，培养革命青年，并亲任英文教员。同年秋，与董必武等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1921年，代表武汉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生于1893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11年在长沙参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军。1913年，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在此校他就读四年。1918年4月，他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秋，由长沙到北京，结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运动，并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传播新思想。同年底，他为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到北京，通过与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随后，他由北京抵达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在半淞园讨论会务时，他明确提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多次与陈独秀接触，商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问题。通过北京和上海之行，他已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7月他回到长沙，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筹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建党活动。1921年7月，代表党在长沙物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长沙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生于1876年，字玉衡，湖南宁乡人。1895年考取秀才，当时已具有反清思想。后曾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新学。1912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1914年，在长沙楚怡小学和一师附小教书。1918年，参加发起新民学会，是该会最早的、年龄最大的会员。1919年，他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并被选为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1920年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湖南通俗报》。同年，参与创办“文化书杜”，共同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作。1921年7月，代表长沙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他是13名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代表。
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代表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州南海人。1905年，因其父参加反清活动被捕而逃往香港，在报馆任校对谋生。190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北大毕业后返广州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党支部，并任高等师范、法科专门学校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7月代表广州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广州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包惠僧，生于1894年，曾用名包晦生、鲍怀琛，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曾在武昌教书，后任新闻记者。1919年，赴北京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1920年在武汉参加共产党，曾任武汉临时支部书记。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中共一大。
济南党组织代表王尽美，生于1898年，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人。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他积极投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同年冬天，他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并主编《励新》半月刊。1920年，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与北京共产党支部取得联系，成立济南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代表济南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济南党组织的另一名代表邓恩铭，生于1900年，曾用名黄伯云，字仲尧，贵州荔波人，水族。1913年入贵州荔波县桂花书院高等小学。1917年来到济南，次年考入山东省立一中。1919年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出席山东各界国耻纪念大会，作为学生代表赴京、津地区开展活动，结识了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冬，与王尽美共同发起“励新学会”。1920年，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建立济南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代表济南早期组织参加中共一大。
日本东京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零陵人。1917年去日本求学，在第一、第七高等学校学习。1920年暑假回国时，在上海参加共产党。1921年7月，代表留日学生党员出席中共一大。
综上所述，到达上海的13名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他们平均年轻只有28岁。此时，他们为着一个理想——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为着改造中国的社会，为着实现国家独立，为着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已汇聚在一起干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