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包括上海会议和嘉兴的南湖会议。按照预定的安排，整个一大都是在上海召开的。但由于半途出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骚扰，以致会议的日程受到破坏，不得不转移到嘉兴的南湖继续进行。
外地代表到达上海后，除公博住在上海大东旅社外，其他的人都住在大仓路的博文女校。而党的一大则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上海市兴业路76号）李公馆召开的。大会开幕的时候是1921年7月23日。
根据有关资料及考证，党的一大期间上海会议的日程如下：
1921年7月23日，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各地代表到齐后，先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议。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互相问候和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应立即举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随后，代表们到李汉俊家正式开会。当晚8时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这是一大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
李氏兄弟的寓所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海典型的里弄住宅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其间镶嵌着白色粉线；门相是矾红的雕花；乌黑的木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墙、门和雕花使人一眼望去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
当天，参加大会开幕式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全部到齐。他们代表着五十多名党员。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但气氛却很庄重。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张长型大餐桌，四周围着一圈圆凳；桌上放着茶具、一对紫铜烟缸和一只饰有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东、西墙边各安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靠北端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小桌。
党的一大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北京代表并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是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把张国焘的一番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而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话后，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致辞。他讲起话来，声若洪钟，侃侃而谈，显示出他的宣传鼓动的本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讲话中，马林还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鉴于中国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建议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马林在讲话时还建议成立一个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
马林的一番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第三国际的一支部，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但当时与会的一部分代表认为，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而绝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马林还在讲话时介绍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情况，并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们对马林的这番话特别感兴趣，并对列宁关心中国革命的精神十分感动。
时间过得很快，马林一下子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马林的口才引起了代表们的深刻印象。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马林讲话后，尼克尔斯基开始致辞。他的话比较简短。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关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载说：
“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即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克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
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一大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和所进行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因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工作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都比较简短。
在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并进行了人员的推选。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他是起草小组成员的首当人选。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也有“小马克思”的雅号，他们也被推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7月25日、26日没有举行会议，用于起草小组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关于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会前虽有一些酝酿和准备，但没有形成供代表讨论用的文件草案。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会议期间又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搜查，没能保存下来。
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工作计划（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有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俄译本来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其中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决议》。英译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种译本；各经过两次翻译，在文字表述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因而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是可信的。
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连续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代表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后，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再决定。他认为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同意李汉俊的部分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会上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克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共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当时党纲中使用“联合”一词，表明代表们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直到一年以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地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在第三次会议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代表们对此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这一事实。另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档案资料对会议出现的激烈争论作出如下记载：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了。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使我们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才能使我们情况好转，才能为发展社会革命事业服务。另一方面是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觉悟，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
“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来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条文是：“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陈公博在英译本这一条上加了一句注释：“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留待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就是说，这一条尚须下一次代表大会作进一步讨论和决定。
此外，代表们还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体现在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之中，其中规定党的领导原则是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即实行民主集中的原则；还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同意，始得修改。这些规定，基本上包含了后来概括的少数服从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和每个党员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党纲还规定，党必须从下到上，即从基本支部直到中央成立委员会。此外，党纲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党的组织纪律，包括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等。
关于党员入党的条件和手续，一大纲领作出如下规定：
“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党的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组织纪律和入党条件的讨论和规定，对于确定建党的正确方向，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员素质和党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29日晚上的会议上，马林提议第二天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据周佛海的回忆，会议“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
这样，7月30日晚上代表们仍聚集在李公馆举行会议。这是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然而，马林的担心会出现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档案资料的记载：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
周佛海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地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原来，在30日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会议刚开始后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突然闯进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代表们贼眼鼠目地扫视了一周。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中年男子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并表示抱歉以后，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是有个社联，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在询问了情况以后，迅速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在场的代表先生离去，只留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现在已搞清楚，当年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是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不是一件偶然事件。原来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到上海的途中，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人档案。马林到上海后的行踪，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之下。这样，马林在7月下旬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很容易引起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导播也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
代表们撤离十几分钟以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巡警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法国警官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到室内。他们首先对李汉俊和陈公博的行动加以监视，接着进行了搜查。这些巡捕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文件。室内桌子抽屉里放着的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很乱，字迹不清，搜查中未引起巡捕的注意。
法国警官在搜查后开始进行审问，先问明谁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李汉俊用法语冷静地作了回答。
法国巡捕在包围搜查中未发现有什么进行政治活动的证据，同时又得知此处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法国警官只好带着几名中国密探，失望地离去。临走时，法国警官带着一种警告和教训的口吻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工夫，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法国警官和巡捕虽然离去，但他们却在四周布下了暗探，继续对这所房子周围的情况进行监视。
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2号。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去广州后，其夫人高君曼仍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汇集而来。
当时12时左右，大部分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代表大会如何进行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没有给我们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代表大会毕竟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为了会议人员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这时，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也容易暴露，到那里开会并不合适。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
嘉兴的南湖游人不多，环境幽静，而距离上海又不远，到南湖开会讨论比去杭州更为适宜。这个意见立即被代表们所采纳，并且确定会议要抓紧进行，不宜拖延，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还做了转移的准备，王会悟转程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由上海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也分别做了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