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河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犟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话。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6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9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5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10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7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个党员。合计代表13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350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