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种种事态显示，中国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增高，中国日益“被居中”，为各种外力所限制，利益碰撞与摩擦增多，与外部的潜在争议热点也出现了全方位的显性化和紧张化。一时间，中国好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安全困境。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渡过了崛起起飞阶段，进入到崛起磨合阶段。究其原委，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格局正面临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局；中国力量的快速成长越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全球化危机中的各种不平衡态势在中国现阶段对外关系上聚焦；霸权国家对中国崛起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预期导致对华政策反弹；中国国家利益的诉求和拓展进入到与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交叠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导致预防性反应。对于成长着的中国来说，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困境，而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必然要跨越的门槛。此种局面才刚刚开始。今后五年，中国在国际安全上将面临复杂困境和更多挑战。

　　国际总体安全环境恶化对中国现代化转型造成不利局面

　　2011年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动乱信号。一是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三是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四是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态持续恶化，各国对自然灾难的社会负荷几近极限，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八是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九是美国霸权稳定体系动摇，影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缩减，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十是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国际社会的理性稳定遭致扰乱与破坏。2012年这种动乱的趋势仍在扩展和延续。由于造成国际动乱的诸多因子所具有的基础性、内生性、结构性、叠加性、传导性的特征，更由于这场动乱的本质是制度性和体系性大变革产生的动荡，因而将是深层的、持续的和大范围的。大动乱酿成大危机，大危机推动大变革。无论是自有国际关系以来“500年之大变局”、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深刻反思，抑或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直至对全球化深层矛盾和问题的治理，都将在一种很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未来五年，也是中国的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深度改革，现代化进程步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门槛，国内改革所要解决的都是绕不过去又无法再拖延的攻坚难题。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等）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等）两大任务同挤一座独木桥，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急迫性一起向中国袭来，而以往国际社会为中国内政改革提供的总体趋缓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在逐步收紧，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各种情况交织迭至的安全困境。

　　地缘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推高中国和平发展的风险

　　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路径是沿着整肃伊斯兰--挤压俄罗斯--重点对付崛起的中国这个轨迹展开的。其战略走向是不断将美国的世界霸权向东方扩展投射。其间克林顿政府推行“接触与扩展”战略、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攻势”战略，都可以看作是这项总战略不同阶段的表现和不同风格的运用。如果不是因“9·11”事件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和对主要威胁的判断，打乱了美国大战略东移的步调，中美在亚太地区直接面对的战略博弈恐怕在新世纪之初就开始了。面对十年反恐战争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战略能力相对削弱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对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整体设计已陆续出台。美国对安全威胁的认识正在逐渐回归传统，亚洲和太平洋被锁定为美国复兴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中心舞台。世界地缘战略重心的东移正随着美国战略资源主观投向的改变而转向亚太。在这一总的背景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突出应对中国崛起、力图恢复力量平衡的动作频频，从而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倾向，使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充满变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军事和战争行动与它的战略重点目标之间存有某种内在联系。冷战后每一个十年，美国与其要整治的对手之间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冲突，美国为整肃伊斯兰世界，集合多国发动了两场海湾战争，两场反恐战争和利比亚干涉战争；为挤压俄罗斯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也通过俄格武装冲突相互较劲；小布什刚上台那阵儿，声称要把俄罗斯与中国的位置掉个个儿，也公开宣布一旦台海有战，美国绝对介入，撞机事件就是中美之间的一次擦枪走火。再往前延伸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也没有少打仗。20世纪50-60年代发动朝鲜和越南战争，70-80年代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打了那么多代理人战争，还发动了以“星球大战”命名的军备技术竞赛。历史警示中国，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间出现间接甚或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不能避免大国政治挑战-应战的循环悲剧，而是重蹈历史上英德、美苏对抗的覆辙，那么，中国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就将难以为继，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消解美中之间日益增强的战略互疑，继续扩大双方的战略互信，保持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发展势头，防止中美关系向敌我对抗性质蜕变滑落，就成了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安全的最大挑战和最重要的课题。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能源供给波动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走势

　　此轮世界经济危机自2007年年中爆发五年以来，西方国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复苏，2012年又呈现全面下行的趋势。欧债危机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不确定性，正连续经受三个波次的冲击：第一波次--主权债务危机，第二波次--银行业危机，第三波次--实体经济危机。2012年欧盟经济体将再次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几经扑腾，在政府驱动型政策的推动下呈现无就业的间歇性缓慢复苏，时好时坏很不稳定。2012年最好的结果也就是1%多一点的微弱增长，比二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复苏情况都要糟糕。当下美国经济仍存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负担沉重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三大难点，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经济危机的根源一般都是生产过剩，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则是流动性过剩。国际社会在危机第一阶段集中救市投放了巨量货币，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更加恶化了国际金融环境。据BIS（国际结算银行）统计，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全球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达到3.92万亿美元，而2000年这一规模只有0.36万亿美元，流动性规模整整膨胀了10倍，这恰恰成为加重第二阶段主权债务危机的砝码。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较大反弹，社会就业持续萎缩，严重通胀和债务压力使消费增长受到很大束缚，继续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余地几乎丧失，作用更加有限，经济治理可打的牌已几乎用尽。表明西方社会五年来对危机的治理并未触及根本，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经济失衡迄未得到修复。而西方选举政治在大危机面前的表演又暴露了制度体制的弊端，左右翼政治力量为不同利益集团所绑架，互相推诿扯皮拆台，难以贯彻统一、有效和富有远见的危机治理政策。而另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脱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外溢效应已严重波及拖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部分新兴经济体还面临硬着陆的风险。新兴经济体普遍受到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的“三面夹击”，困难重重，即使经济和社会转型能顺利施行，至少也要在三五年后才能见到成效。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深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各自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都难以很快到位，在这两大块经济体双双下行和放缓的负面影响交互作用下，整个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段的发展低迷和停滞之中完全是可以预期的。这将会严重冲击到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更有甚者，经济不景气时期本应下跌的能源价格则因西亚北非和中东波斯湾局势的极度动荡反呈起伏拉高的趋势。据国际能源署署长范德霍恩提供的预测，如果保障中东波斯湾地区能源供给的投资不能到位，2015年国际原油市场有可能面临每桶150美元的高油价风险。这将会进一步拉抬生产成本，恶化贸易环境,并增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

　　海洋主权争端凸起给中国睦邻安边形势带来重大变数

　　从2010年开始，相对平静的中国海域波澜涌起，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冲突频率和强度增大，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三海局势的联动效应增强。此种局面经过2011年的发酵，进入2012年呈现加重爆发的态势。导致出现这种情势的原因有三个：从大的趋势看，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启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全球范围的工业化时代降临，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工业化物质资源需求的急剧膨胀，由此带动了人类社会走向海洋的步伐。海洋商业文明正让位于海洋工业文明。后者不仅仅把海洋作为贸易的通道，而且直接把海洋作为工场进行开发。与中国相邻相向的濒海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均相继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急需通过加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其工业化找到新的增长点。海洋经济均被确定为这类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首选和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已固化为国家的发展国策，这导致了海洋经济竞争和主权争端的凸起。从近期的因素看，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严重萎缩，国际资本纷纷抽离发展中国家，一些滨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为减轻危机对本国经济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有转移内部矛盾、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考量，遂将目光转向海洋经济或大肆炒作海洋争端，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从中国周边特殊的环境因素看，美国将其战略关注的重心转移至亚太，并显示出牵制中国发展的姿态，与一些国家向中国声索海洋发展空间的需求不谋而合，美国的背后支持在中国当前的海域争端中扮演了兴风作浪的角色。中国海洋方向上的地缘战略态势原本就先天不利，近海海域处于多层岛屿链的封锁之下，环伺的海洋邻国众多，且都与中国存有海洋权益争执。与中国存有争端的各方都视自己的海洋权益诉求事关本国的核心利益，致使海上争端的刚性很强，相互妥协的余地较小；加之又有复杂的大国背景搅局和国内民意助推，争执纠结的化解难度很大，形成对抗和演化为武装冲突的几率较高。当前，中国在海洋方向尤其是在南海的安全形势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已经十分紧迫。如何出牌，事关国家利益、事关战略安全大局。中国以往成功实行的睦邻安边战略以及与东盟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良性国家关系将因之而面临严峻考验。

　　民主化诉求与新干涉主义交集危及中国国内政治稳定

　　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事变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这场事变的性质，是处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内部要求实现社会现代性的强烈诉求，在外部危机的激发和外部势力的助推下，由累积状态转为喷发状态。西亚北非的一些经济上已开放、而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形成对现代性梗阻的阿拉伯国家，在这场社会剧变中首当其冲。事变演进的第二背景是西方势力强力介入，利用当地求变的诉求主动塑造地缘战略新格局。这次事变凸显了西方干涉主义的新发展：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之上又打出了支持民主变革、推翻独裁暴政的旗帜，并以地区多数国家的意愿为标榜，大力营造干涉的合法性身份；在行动策略上实行外战与内战相结合，利用目标国的内部矛盾扩大事态。西亚北非国家民主变革的内生诉求与西方新干涉主义的交集，在全球治理的旗帜下，具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复制的传导性。新兴国家由于自身转型矛盾被全球性抗争风潮传染，其维稳压力上升。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内生性矛盾也同样存在，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要高度戒备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社会面临转型、内政深化改革、利益发生调整之际，借机挑动社会矛盾和纷争，或施以新干涉主义介入，以此牵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