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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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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
浙江戏曲历史悠久，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誉。中国戏剧新纪元的第一缕曙光，就在浙东南温州闪耀。浙江方言众多，民俗各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生态环境。在悠远而绵长的中国戏曲发展史里，浙江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浙江戏曲人才辈出，佳作迭现。高则诚、徐渭、王骥德、李渔、洪昇、王国维等一批杰出的浙江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如巨星闪耀，彪炳史册；四大南戏“荆刘拜杀”、《琵琶记》、《长生殿》等一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至近仍流播舞台，幽香袭人。浙江的声腔剧种资源丰富。明代传奇“四大声腔”，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即占其二。越、婺、绍、昆、京、新昌调腔、宁海平调、松阳高腔、西安高腔、台州乱弹、瓯、和、杭、甬、姚、湖、睦剧等地方剧种争奇斗妍，姹紫嫣红。越剧以其清新优美的艺术风格，在戏曲百花园中一枝独秀，跻身全国性大剧种之列。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越剧“小百花”的崛起与《西厢记》、《五女拜寿》等艺术精品的涌现，浙江戏曲舞台生机勃勃，风景这边独好。
浙江文化发达，文物荟萃，音乐歌舞昌盛由来已久。早在夏朝，即有涂山女歌“候人猗”曲的记载，誉为“南音之始”。周朝仍在浙江流行的“越人歌”即是其中的一首。汉唐时期，浙江人杰地灵，物阜民丰，音乐、歌舞、百戏大兴，品种丰富，尤其是参军戏主要盛行于浙东一带，长期流传的歌舞百戏、巫觋活动，为浙江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种素质的综合艺术。
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建都临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地处浙东南海隅的温州，环境较为宁静，农村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船舶往来频繁，市民阶层壮大，有“小杭州”之称。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样式——戏文就在此孕育诞生了。戏文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为了同北曲杂剧（即元杂剧）相区别，又称“南曲戏文”，简称“戏文”。戏文的形成时期，据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等记载，一般认为是宣和年间（1119—1125）在温州民间滥觞，南渡以后，大约是12世纪末，即宋光宗朝（1190）才逐渐演变成完整的戏剧形式。戏文由温州一带民间的村坊小伎演变而来，源于“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形式上相对自由，内容上多以描写爱情、婚姻、家庭为主。在结构上，根据内容，可长可短，短至数出，长至数十出。宫调格律，不拘一格，民间流行词曲、新兴小曲，只要相互和谐，即可联缀在一起，并不斤斤于宫调之间。演唱方式多样，独唱、对唱、轮唱、合唱不一而足。
现今可知的早期中国戏曲史上较有影响的剧目，大多由浙江籍剧作家创作。《张协状元》是国内所见最早的南戏剧目，出自宋九山书社才人之手（注：“九山”为宋时温州别称）。该剧演绎的是书生张协发迹变泰，与贫女的离合故事。元末明初出现的“荆刘拜杀”四剧有“四大南戏”之称。《荆钗记》言温州书生王十朋以荆钗为聘，娶妻钱玉莲，却为奸人孙汝权设计陷害，最终夫妻团圆事。《白兔记》叙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投军，李三娘磨房产子，两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拜月记》讲述了金末兵荒马乱中书生蒋世隆与兵部尚书之女王瑞兰、陀满兴福和蒋瑞莲两对年青人历经磨难、最终结为夫妇的婚姻故事。《杀狗记》由淳安人徐田臣作，讲述的是孙华、孙荣兄弟不和，中了挑拨离间计，孙荣妻杨月真设计杀狗劝夫之事。
“南曲之祖”《琵琶记》由瑞安籍剧作家高明创作。他是第一个以上流社会人士身份从事戏文创作的人。《琵琶记》讲述的是书生蔡伯喈高中状元，继而因辞官、辞婚皆不准而被牛相强行赘入府中，妻子赵五娘剪发包土埋葬公婆，怀抱琵琶行乞、上京寻夫，后一夫二妻获皇帝旌表。该剧主题思想复杂，在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与人物刻划上较为成功，尤其格律谨严，成为后世传奇创作中审度格律的范本，因此被誉为“词曲之祖”。它与元杂剧《西厢记》一起合称南北戏曲“双璧”。
明清时期，传奇这一戏曲样式驰骋剧坛，吸引了大批文人作家创作，可谓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在戏曲理论方面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此阶段，浙江戏曲再次迎来辉煌的艺术顶峰。宋元南戏在温州诞生时，借助温州方言演唱，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吸纳当地语音与流行的民歌小调，明嘉靖前形成了四大声腔竞相争艳的局面。“四大声腔”指的是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与昆山腔，浙江即占其二。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明成化年间，“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浙江演剧风气颇盛，海盐腔、余姚腔遂最早滥觞于此。
海盐腔，因产地海盐而得名。其来源有两说：一、明李日华认为，南宋之张兹在海盐所作；二、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认为，元杂剧作家杨梓得音乐家贯酸斋传授，后海盐杨家歌童以歌南北曲得名。海盐腔“体局静好”，紧做慢唱，徒歌无伴奏，系用江浙官言演唱，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喜欢，在厅堂红氍毹上搬演传唱。其流行主要在嘉、湖、台、温一带，一时影响颇大。余姚腔，因形成于余姚而得名。其特点是无伴奏，靠人声帮唱，并附加一种介乎唱与白之间的朗诵性唱词，叫滚调。其文词俚俗，兼常以曲代言，节奏明快，是一种趋于大众化的声腔。在当时流播广泛，影响所及，至江苏、安徽两省。
此后，昆、弋两腔也很快传入浙江境内，随之浙江的传奇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名家、名作大量涌现。驰名全国的浙籍剧作家有卜世臣、叶宪祖 、屠隆、沈鲸、陈与郊、高濂、史磐、周朝俊、沈嵊、孟称舜、凌蒙初等50多人。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冬青记》、《鸾萞记》、《昙花记》、《鲛绡记》、《鹦鹉记》、《樱桃记》、《红梅记》、《娇红记》、《贞文记》、《惊鸿记》、《蕉帕记》、《八义记》等100多个。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有：湖州人王济所作之《连环记》，武康人姚茂良所作之《精忠记》，钱塘人高濂所作之《玉簪记》，鄞县人周朝俊所作之《红梅记》。此外，如鄞县人屠隆所作之《彩毫记》中的《太白醉酒》一折，为浙昆周传瑛、王传淞的看家戏。
在四大声腔竞演，昆山腔一枝独秀，传奇创作风靡一时，浙江戏曲取得累累硕果，元杂剧在浙江也开出绚丽之花。元杂剧后期中心南移至杭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的杭州吸引了关汉卿、马致远等杂剧大家与珠帘秀等优秀表演人才。入明后浙江杂剧创作余势仍不减。据统计，有明一代杂剧流传至今共有180多种，其名作大多出自浙籍剧作家之手。明杂剧的压卷之作当推绍兴籍曲家徐渭的《四声猿》。《四声猿》是《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个南杂剧的总称。其中《狂鼓史》一剧成就最高，演绎祢衡击鼓骂曹事，有所喻指，至今仍流播舞台。《四声猿》在戏曲创作上意义深远，“自我作祖”，开启一代新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深受其影响。除戏曲创作外，徐渭在戏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较多成就。他的《南词叙录》是我国最早且唯一的专论南戏的著作，对南戏的起源、发展、风格、文辞、声律、方言、术语以及作家、作品等，均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或考释。其重视民间剧种的作用及地位、本色论、自我作祖、浪漫主义等戏曲理论，对当时及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明代浙江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取得了双丰收，尤其是明中叶，浙江戏曲人才辈出，佳作如林。以绍兴为中心的越中一带，出现了以徐渭为领袖的“越中派”曲家群体。“越中派”大多剧作家、曲论家一身兼擅，在戏曲创作、评论以及戏曲美学等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其代表性人物有徐渭、王骥德、吕天成、祁彪佳、孟称舜、凌蒙初等。绍兴人王骥德的《曲律》是我国第一部门类齐全、论述全备、组织严密、自成体系的戏曲理论专著。余姚人吕天成的《曲品》不仅是一部评论明代戏曲作家、作品的著作，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传奇作家略传与目录，其中提出的词采、音律“双美”说影响巨大。此外，尚有绍兴人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凌蒙初的《谭曲杂札》、张琦的《衡曲麈谭》、孟称舜的《古今名剧合选序》等。“越中派”曲论直接针对当时戏曲创作、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具有针贬时弊、扭转流俗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
李渔是浙江兰溪人，终生不仕，从事戏曲创作与戏曲活动。其《笠翁十种曲》以《风筝误》最为著名，至今常见于戏曲舞台。李渔影响后世最大的是他的戏曲理论，可谓集大成者。《闲情偶寄》里《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等分别论述戏剧创作、舞台艺术等方面，颇多精辟之言。他提出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审虚实”等主张，对传统的戏曲创作实践作了归纳与小结，从场上搬演角度出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践性，对当代剧坛仍有借鉴指导作用。
清代康乾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日趋至治，昆剧演出急管繁弦，盛极一时，而曲坛流于风花雪月老套新翻，所谓“传奇十部九相思”，戏曲创作千篇一律，生气索然。这时，“南洪北孔”犹如两颗彗星划过长空，卓然而立，超迈群伦，成为传奇现实主义创作的不朽典范。“南洪”是杭州籍剧作家洪昇，《长生殿》是其十余年苦心经营而成，演绎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生死相恋的故事，甫一问世，梨园子弟争相搬演，引起轰动。《长生殿》把帝妃恋情同当时“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起来，以“垂戒来世”，寓意深刻。其排场精美谨严，堪称传奇典范；曲辞音律，亦独步一时。《弹词》一出曲词优美，在当时即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说。《长生殿》盛演不衰，其中《定情》、《惊变》、《骂贼》、《闻铃》等出为南北昆剧团保留剧目。
清末，浙江戏曲剧坛风云变幻，诸腔竞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地方小戏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有影响的有宁波滩簧（甬剧）、湖州滩簧（湖剧）、余姚滩簧、三脚戏（睦剧）、武林班（杭剧）、滑稽戏等，种类繁多。其中发展迅猛、影响最大的是越剧。越剧最早孕育诞生于清时嵊县农村一种叫“沿门唱书”的说唱艺术，其曲调为“四工合调”、“呤哦调”，经历了男班越剧、男女越剧、女子越剧等三个时期。自20世纪30年代进入大上海，剧本代替幕表制，建立导演制度，借鉴话剧、电影等表现手段，在服装、化妆、舞台布景等方面改革创新，形成了清新优美、诗情画意的艺术风格。50年代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民国初期，浙江的戏曲创作呈滑坡趋势，舞台沉寂，但在戏曲理论界产生了一位时代的巨擘，他就是驰誉中外的海宁籍大学者王国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以宋元戏曲为研究对象，全面地考察、论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形成、艺术特征及成就等系列问题，是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开辟了戏曲这一门新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戏曲在“百花齐放”的同时，在“推陈出新”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领全国戏曲之风骚，在浙江戏曲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浙江昆苏剧团改编上演的《长生殿》、《十五贯》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尤其是《十五贯》的成功改编，1956年晋京演出时广受各界好评，一时间形成“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空前盛况，周恩来称赞“浙江做了一件大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是成功的典例，可在全国推广。20世纪50年代，浙江戏曲界积极创作、整理了一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优秀传统剧目，如有“天下第一桥”之称的婺剧《断桥》、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昆剧《西园记》等。
“文革”时期，浙江戏曲界百花凋零，戏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初，越剧“小百花”崛起，向各地、各剧种幅射，一批优秀的戏曲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小百花”现象，标志着浙江戏曲走向全面复苏与繁荣。全省的戏曲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至2013年底，我省已有38位演员摘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越剧《荆钗记》、《梨花情》、《寒号鸟》，绍剧《大禹治水》、婺剧《昆仑女》等一批优秀剧目相继问世，广获好评，并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等众多全国性大奖；越剧《西厢记》、昆曲《张协状元》、甬剧《典妻》、婺剧《梦断婺江》、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剧《公孙子都》、越剧《九斤姑娘》、越剧《李慧娘》等荣获了中国戏曲学会“金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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